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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界谈判:周总理向柯西金解释争议地区--国家史册
1969年9月两国总理[ZongLi]在北京机场会见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方副团长说,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九年间中苏边界[BianJie]谈判[TanPan]共进行了15轮。
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的专家”
北大毕业后,经过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北外回炉进修,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GongZuo]。这是“文革”以来外交部第一次接纳大学毕业生,各级领导都很重视。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BianJie]谈判[TanPan]正在北京举行。为了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司里安排我到中苏边界[BianJie]谈判[TanPan]代表团实习。代表团行政上属苏欧司,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还包括一些军方人员。团长是主管副外长,首席团员主持日常工作[GongZuo]。
到代表团后,除了领导谈话外,许多老同志也都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传授经验,我感到非常温暖亲切。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到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老同志们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有些细节看似小事,里面却有颇多学问。
开始出席对外活动时,我一般都提早5分钟到场。老同志马上提醒我,像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要提前10分钟,不能让别人等。如是工作[GongZuo]人员,还应更早一些,先检查一遍场地或车辆等有无问题[WenTi],然后迎候首长。如果领导来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过秘书;即使晚到了,也不能说迟到,而应向对方解释说,领导有急事耽搁了。
外出坐车时,我早到了,但不知该坐哪个位子。老同志告诉我,乘小轿车,应坐在前排司机旁的位子,后排右手的座位留给首长或年长的同事;如是大巴士,则应往后坐,前面的好位子留给别人,因为后头的位子容易颠簸。
有一次到中苏边境地区[DiQu]出差,我就因坐错位子而出了大洋相。我们乘坐的是吉普车,每次上车时,我都抢先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后来被同去的一位老同志发现,他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坐那个位子。我还争辩了一番,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原来越野车与小轿车不同,前排位子好,应是首长专座。刚巧,地方的同志一路上都叫我“首长”。尽管我一再解释,说自己不久前才到外交部工作[GongZuo],但他们还是称“那也是中央派来的”。
让我有点失望的是,当时领导分配我管资料档案,自己觉得是“大材小用”。原以为,到外交部就是当高翻。但当我参加了一次边界[BianJie]谈判[TanPan]之后,急着做翻译的愿望也就被抑制下来了。
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做记录,可我连对方发言的许多内容都没怎么听懂,总共也未记下几句。原来谈判[TanPan]翻译与我们在学校时的课堂翻译或实习对话,完全是两码事。不仅语速快,而且双方[ShuangFang]唇枪舌剑,对即席翻译的要求极高。我一下子服了,自己不是当翻译的料,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从搞资料学起。
边界[BianJie]谈判[TanPan]的原始材料、地图、书籍很多,“文革”中又搬了几次家,后来都被杂乱地堆放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先进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资料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贴上标签,并做了卡片索引。领导肯定了我的起步工作[GongZuo],要求再深入钻研,尽快成为中苏边界[BianJie]问题[WenTi]专家。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驻苏联使馆回国休假的政务参赞来看望大家。他见我是新人,非常关心,还当场用俄语考了我一下。最后,他希望我成为一个“незаменимый эксперт”(不可替代的专家)。我不知道“эксперт”(专家)这个词,没听懂。他提示后,我请教说,专家不是叫“эксперт”吗?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怎样才能称得上“专家”?我反复琢磨了好几天,才有所感悟。这句话后来还成了我从事外交工作[GongZuo]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