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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中苏谈判[TanPan]的双方[ShuangFang]代表团在北京郊外休闲

　　因工作[GongZuo]态度问题[WenTi]而挨批

　　中苏边界[BianJie]问题[WenTi]，包括复杂的历史沿革，要搞清楚很不容易。至于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家，那更是难上加难。好在我手头已有大量珍贵的现成资料：为准备1964年的中苏边界[BianJie]谈判[TanPan]，许多老前辈花了很多心血，白手起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掘、编写了这批调研材料。

　　我将所有这些资料从头到尾认真研究消化，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就向老同志请教；还不齐全的，就到有关研究所和图书馆查找补充。对7600多公里长的中苏边界[BianJie]线走向，特别是东段黑龙江、乌苏里江数百个争议岛屿和西段新疆接壤的十几块争议地区[DiQu]，结合历史档案、条约规定、附图描绘、国际法论述以及水文地理资料等，进行全面分析比较，然后重新整理了有关论据，包括对我方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材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初步掌握了两国边界[BianJie]问题[WenTi]的由来及其症结所在。领导还特意组织全团进行边界[BianJie]业务学习，进行考核，由我主讲，老同志提问补台。

　　为尽快适应工作[GongZuo]需要，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办公室里补课学习，每晚都是10点钟离开办公室。一是把参加谈判[TanPan]时未听懂的内容重新回忆核对，将一些常用的专有名词和词组背熟；二是提前熟悉有关背景情况，并准备相应的材料；三是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原著，增厚俄文功底。

　　我们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借书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视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GongZuo]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BianJie]问题[WenTi]图书的同时，我借阅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平均一个月一部，主要是泛读，提高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有一次，我看北图的工作[GongZuo]人员不懂俄文，还趁机借了法国司汤达著的《红与黑》俄文译本。这部小说在当时更被看做是“毒草”，所以我平时把它锁在抽屉里，没人时再拿出来看。

　　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给我加压。除了管理资料外，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BianJie]历史等问题[WenTi]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谈判[TanPan]代表团的联络员，协助一位老同志负责对外联系。因为我最年轻，一有会议或出差机会，他总是带着我去见习。与此同时，上级对我工作[GongZuo]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不容许有半点疏漏。

　　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因誊抄上呈文件字迹潦草，曾受到醍醐灌顶般的批评。那时，刚参加工作[GongZuo]不久，全然不知抄写文件的分量。我很快龙飞凤舞地抄好，也不核对，就交差了。领导没看完，就拍桌子大发雷霆：这样歪七扭八的，抄成什么玩意儿？不会写字，买本字帖练好后再抄！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钻到地底下。

　　过了一会儿，他消了消气，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上呈周总理[ZongLi]的文件，怎么能抄写得这样随意呢？接着，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总理[ZongLi]办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笔誊写的，非常工整，字也好看。上面用铅笔画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标点，包括原先错了的都改了过来。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ZongLi]批阅并随手留下的印记。总理[ZongLi]日理万机，都能如此严谨细致，使我感慨万千。我赶紧拿回来重抄，一笔一画，抄了好几遍，才算得到认可过关。

　　这是我入外交部后第一次因工作[GongZuo]态度问题[WenTi]而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从中体会到，不论做什么事，尤其搞外交，必须认真精心，一丝不苟。后来，我走上了领导岗位，还时时记着这个教训，并对青年现身说法，强调严师出高徒。

　　我说的这位领导，是已故的苏联东欧司司长马叙生。他是中苏边界[BianJie]谈判[TanPan]代表团首席团员，是我入门外交的启蒙老师。对人既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包括个人生活上的小事，都乐于“传帮带”。他是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文质彬彬，平易真诚。我们都叫他老马，这里还有“老马识途”的含义。外交上他是一把老手，擅长策略运用，以坚韧的意志和个人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他严于律己，对工作[GongZuo]精益求精，喜欢亲自动手，经常废寝忘食，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当年，无论苏欧司，还是整个外交部，都有一批像老马那样兢兢业业的“不可替代”的外交精英。他们都是在第一任外长周恩来总理[ZongLi]言传身教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忘我的奉献精神、过硬的外交才干和严谨的工作[GongZuo]作风，代代传承，形成了外交部特有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