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谣、驳谣与镇反

　　　　1950年，党的领导人目力所及，都在提醒他们这个政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谣言[YaoYan]关就是信任关，这一[ZheYi]关非同小可，当时机来临，破谣需要一些雷霆手段。1950年浓缩在历史上的巨大痕迹，除了“土改”，则是“镇反”与“抗美援朝”。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YunDong]就此开始。但是，据学者杨奎松研究，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MaoZeDong]对镇反运动[YunDong]一直相当谨慎。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在次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MaoZeDong]才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YiGe]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YunDong]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泽东[MaoZeDong]。

　　　　之后，《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付反革命谣言[YaoYan]，必须实行讲、驳、追三个字的政策，即加强宣传[XuanChuan]，对谣言[YaoYan]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YaoYan]的来源等。除配合宣传[XuanChuan]、驳谣外，追谣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

　　　　实际上的讲、驳、追则跟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YunDong]”结合起来了，镇反运动[YunDong]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后来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

　　　　学者李若建的研究显示，其时谣言[YaoYan]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鼓楼[GuLou]冒烟的谣言[YaoYan]传播者，后来被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之后的侦破记录表明一贯道只是将流传已久的”烧饼歌“改编套用罢了。但是”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谣言[YaoYan]显然已经超出了政府容忍的底线。

　　　　北京市政府断然出击，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据时在北京市法院工作的张思之回忆称，其时法院执笔写报告三易其稿都未通过。后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急了，说”算了，你们（法院）别管了，我请邓拓来写。“

　　　　邓果然是高手，一挥而就。文章开宗明义定了性：一贯道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邓拓同志就是比你们这些纯粹搞法律的人高明！”从此开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信徒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不判了重判。随后的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多达4000人。盛极一时的一贯道就此灰飞烟灭。

　　　　此后的镇反运动[YunDong]则不断升级，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规模的镇反，将其时树为反革命分子的五类人群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它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国民党旧军人亦遭牵连。

　　　　整个“镇反”运动[YunDong]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据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MaoZeDong]后来有过一个[YiGe]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谣言[YaoYan]的传播与制造者大都在这一[ZheYi]波的肃反中消灭殆尽。叶剑英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基层组织已经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