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改造与宣传[XuanChuan]网

　　　　肉体消灭固然能使造谣与传谣者销声匿迹，但是谣言[YaoYan]的源头仍未断绝。

　　　　“人民政府号召除虫时，农民群众就敬土地，求神灵保佑。人民政府号召积肥，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参加会门活动的群众就大吃大喝，互相请客”。湖北省的一份报告如是说。仅仅依靠高压统治显然不足以改变农民的信仰。

　　　　反击谣言[YaoYan]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加大宣传[XuanChuan]。宣传[XuanChuan]员和读报组应运而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决定》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XuanChuan]部下发的文件中，则提出两种办法来驳谣：一种是由党委宣传[XuanChuan]部召集宣传[XuanChuan]会议，指定党员担任宣传[XuanChuan]员向群众作宣传[XuanChuan]。一种是遇有重要的，的确属反革命的谣言[YaoYan]发生，各级党委宣传[XuanChuan]部即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穷究根源，务使制造谣言[YaoYan]者受到惩办。

　　　　大量的关于宣传[XuanChuan]的小册子印刷发行，《怎样做一个[YiGe]宣传[XuanChuan]员》、《宣传[XuanChuan]员的经验》、《宣传[XuanChuan]员手册》都畅销一时，先后出现的新名词则是报告员、宣传[XuanChuan]员、土广播、读报组等。

　　　　在城市，街道宣传[XuanChuan]员成为主力军，山西太原市成坊街的宣传[XuanChuan]员赵锡岭不仅自己作宣传[XuanChuan]，还发展了七个宣传[XuanChuan]员，一百多个积极分子，作为自己的助手。有一次，赵锡岭到一个[YiGe]铺子里去，碰见一群人在闲谈，其中有一个[YiGe]人说黄寨村掉下一条龙，赵便问：“在那儿见来，还是听人说的？”那人回答是听人说的，赵锡岭便说：“是呀，没亲自看见怎能相信有这种事呢？”

　　　　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如湖南平江县采取的办法是让贫雇农回忆解放初期地主匪特的谣言[YaoYan]，诸如“共产党共妻”，“十八岁以上的妇女要慰劳军队”，秋征时期的谣言[YaoYan]“每人只许留二百零七斤谷子”，生产时期的“分青苗”，签名时期的“签了名就要去当兵”等等，让群众回忆这些谣言[YaoYan]是不是事实，再追究“谁造谣”“为什么造谣”，发起了追谣运动[YunDong]。

　　　　中小学则成为家庭宣传[XuanChuan]的一个[YiGe]阵地，在天津、河北等地，发出的口号是“时刻别忘宣传[XuanChuan]”，让学生以家里的人和亲戚邻居为对象，努力地进行宣传[XuanChuan]工作。中高级同学每人都预备了一个[YiGe]宣传[XuanChuan]日记本。把每天宣传[XuanChuan]的情况都记在本上，每隔三四天交老师检查一次。许多学校都组织抗美援朝中心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批判一些混乱思想和匪特散布的谣言[YaoYan]，发动儿童查谣和追谣。

　　　　当时报纸尚不发达，读报组的活动则是扩大宣传[XuanChuan]的最好办法。据统计显示，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了6万个读报组，有近70万人参加这一[ZheYi]政治活动。这一[ZheYi]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读报组活动”一文称：“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每天做'礼拜'以前，都有一点钟的读报学习。”编者在按语中说：“西宁市各清真寺利用做'礼拜'的时候读报，既不妨碍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加强了教徒们的政治教育。这种方法值得各地普遍推广。”
　一张巨大的宣传[XuanChuan]网由此铺展开来。

　　　　1950年开始搭建的巨大的宣传[XuanChuan]网的触角一直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YiGe]小队，城市的每一个[YiGe]工厂和街区，宣传[XuanChuan]员的任务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XuanChuan]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劳动的模范经验的宣传[XuanChuan]解释，批驳各种谣言[YaoYan]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MaoZeDong]传》的作者，不无感慨地说道：“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正是这些组织支撑起了宣传[XuanChuan]网的巨大骨架，到1951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宣传[XuanChuan]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人们把报告员和宣传[XuanChuan]员叫做“问事处”、“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话人”。追谣、查谣与强大的宣传[XuanChuan]形成了立体的攻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扫荡了谣言[YaoYan]所带来的阴影。

　　　　一种新的信仰逐渐形成，1951年《毛泽东[MaoZeDong]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至少印刷了两百万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真学习这本书，未来30年这种语言将一统天下，重新构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农村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同时，农民则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毛泽东[MaoZeDong]为大救星，他们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之获得翻身解放的毛泽东[MaoZeDong]身上。据学者潘光旦考察，华东区江苏、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中，“农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YunDong]和学习中提高了觉悟，纷纷撕毁菩萨像，换上毛主席像”。有的地方，甚至因为抢不到毛泽东[MaoZeDong]像而发生争斗。

　　　　谣言[YaoYan]散去，破谣模式则渐渐确立。

　　　　“镇反”渐渐转化为之后的“严打”，每当社会治安恶化、人心惶惶之际，以震慑为目的严打总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一切，而“全民运动[YunDong]”的网络化模式则将中国人逐渐套入一个[YiGe]巨大的网格之中，激起的波浪起伏则令其中的每一个[YiGe]人都无法逃脱。

　　　　（本文部分参考杨奎松《新中国镇反运动[YunDong]始末》侯松涛《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