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曾国藩[ZengGuoFan]的正面和侧面》，张宏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同治五年，五十五岁的曾国藩[ZengGuoFan]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

　　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三月十二日，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综合这两封信，让我们来历数一下曾国藩[ZengGuoFan]平生的五大耻辱。

　　一、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ZengGuoFan]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ZengGuoFan]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ZengGuoFan]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HuNan]省学政，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ZengGuoFan]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MeiYou]学通的曾国藩[ZengGuoFan]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ZengGuoFan]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二、 “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ZengGuoFan]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曾国藩[ZengGuoFan]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GuanYuan]，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ZengGuoFan]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ZiJi]都感到很意外。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也就是说，不但我当初没想到自己[ZiJi]会升得这样快，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们，也没有[MeiYou]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然而，翻检曾国藩[ZengGuoFan]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ZengGuoFan]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ZiJi]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径求名酒一干科，轰醉王城百不知。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实职副部长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官场[GuanChang]，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ZiJi]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GuanChang]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ZiJi]“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他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ZiJi]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其岁以内，终当蝉脱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也就是说，本想回家奉养父母，但是欠债太多，筹不到路费。不过不久之后，总会克服困难，返回家乡。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ZengGuoFan]喘不过气来。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经渗透入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HuangDi]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据故宫现存的画像看，道光皇帝[HuangDi]确实节俭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HuangDi]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谨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国藩[ZengGuoFan]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ZengGuoFan]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可见他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MeiYou]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ZiJi]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没有[MeiYou]你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ZengGuoFan]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MeiYou]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MeiYou]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GuanChang]风气，让曾国藩[ZengGuoFan]感觉喘不过气来。他的书信文章中，充满了牢骚、愤懑和无奈。曾国藩[ZengGuoFan]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 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GuanChang]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ZiJi]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后来在书信中对刘蓉说：“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HuangDi]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ZengGuoFan]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GuanChang]作风，曲尽当时官场[GuanChang]的丑恶形状：“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日退缩，日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

　　曾国藩[ZengGuoFan]建议皇帝[HuangDi]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GuanChang]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GuanYuan]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HuangDi]对他大为赞赏：“礼部侍郎曾国藩[ZengGuoFan]奏陈用人三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辩，切中情事，深堪嘉纳。”皇帝[HuangDi]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ZengGuoFan]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ZengGuoFan]成了北京官场[GuanChang]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ZengGuoFan]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也何尝不是北京官场[GuanChang]之上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GuanChang]之上，对曾国藩[ZengGuoFan]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HuNan]楞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中国的事，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宽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GuanYuan]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HuangDi]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已见，把大家一杆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ZengGuoFan]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ZengGuoFan]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ZengGuoFan]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