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ZengGuoFan]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ZengGuoFan]入省承担公事。

　　咸丰二年底，咸丰皇帝[HuangDi]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HuNan]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HuangDi]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ZengGuoFan]帮助地方官员[GuanYuan]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ZengGuoFan]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HuangDi]的谕旨传到湖南[HuNan]时，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HuNan]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HuNan]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因此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ZengGuoFan]在自己[ZiJi]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ZengGuoFan]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ZengGuoFan]自己[ZiJi]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四个月内，审案局 “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ZengGuoFan]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ZengGuoFan]勇于任事，没有[MeiYou]赢得湖南[HuNan]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做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ZengGuoFan]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官员[GuanYuan]们的眼珠，是官员[GuanYuan]们的生命，是官员[GuanYuan]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GuanYuan]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GuanYuan]们视自己[ZiJi]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ZiJi]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ZiJi]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ZiJi]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ZiJi]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ZengGuoFan]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ZiJi]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统统收归自己[ZiJi]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曾国藩[ZengGuoFan]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HuNan]通省官员[GuanYuan]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HuNan]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HuangDi]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ZengGuoFan]一人。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GuanYuan]为团练大臣。

　　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ZiJi]不受地方官员[GuanYuan]欢迎，他们接到命令之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个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些钱了事。

　　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HuangDi]的圣旨为以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目的却是保卫自己[ZiJi]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HuangDi]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榨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

　　只有曾国藩[ZengGuoFan]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想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GuanChang]潜规则。

　　曾国藩[ZengGuoFan]混迹官场[GuanChang]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ZiJi]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又这样进行解释：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

　　就是说，二三十年以来，官场[GuanChang]形成一种黑白不辨，不痛不痒的含混作风。偶尔有人批评这种作风，则大家相与议论，说他不懂事，好显摆自己[ZiJi]。我昔年做六部官员[GuanYuan]时，对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办理团练，又遇到几个有实权的人，不许我触及他们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再谦逊退让，则一事无成。而且这么多年来，心里也憋着一股火，于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么多。

　　他又说，“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在曾国藩[ZengGuoFan]看来，官场[GuanChang]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GuanChang]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ZiJi]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HuNan]官场[GuanChang]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GuanYuan]，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ZengGuoFan]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MeiYou]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MeiYou]灵魂的、没有[MeiYou]“天良”、没有[MeiYou]精神力量的军队。曾国藩[ZengGuoFan]说过：“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ZiJi]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十天，曾国藩[ZengGuoFan]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曾国藩[ZengGuoFan]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ZengGuoFan]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ZiJi]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ZengGuoFan]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两日，与湘军一起“会操”。曾国藩[ZengGuoFan]自己[ZiJi]说：“传唤（绿）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会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开启他们的天良。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其目的“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

　　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ZengGuoFan]送了命。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ZengGuoFan]，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MeiYou]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

　　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HuNan]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ZengGuoFan]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ZengGuoFan]的摆弄。

　　行事至刚的曾国藩[ZengGuoFan]立刻给皇帝[HuangDi]上了个折子，弹劾德清，并猛烈抨击湖南[HuNan]驻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HuangDi]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这是曾国藩[ZengGuoFan]出山之后，与湖南[HuNan]官场[GuanChang]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

　　表面上看曾国藩[ZengGuoFan]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

　　晚清官场[GuanChang]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HuNan]官员[GuanYuan]从此对曾国藩[ZengGuoFan]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HuNan]提督，也就是驻湖南[HuNan]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更伺机报复，而机会也很快就来了。

　　绿营军看着曾国藩[ZengGuoFan]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鲍起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湘勇，双方各有负伤。

　　军队没有[MeiYou]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曾国藩[ZengGuoFan]向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

　　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ZengGuoFan]。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ZengGuoFan]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ZengGuoFan]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ZengGuoFan]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