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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篡改列宁遗嘱上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

  

  1922年12月23日至31日,列宁[LieNing]继续坚忍不拔地起草党中央提交第十二次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政治报告。在口授《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所包括的那些秘密文件[WenJian]时,他认为这些文件[WenJian]与自己准备发表的几篇文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材料加在一起应该构成他的政治报告的内容。

  显然,斯大林[SiDaLin]也清楚这一点。为以防力一,在充分了解列宁[LieNing]的健康状况、情绪和举动的情况下,斯大林[SiDaLin]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加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导致斯大林[SiDaLin]篡改列宁[LieNing]文件[WenJian]的情况。斯大林[SiDaLin]与托洛茨基在1922年12月开始发生公开冲突对此起了推动作用。

  事情的发展经过如下。

  1922年12月21日,经费尔斯捷尔教授许可,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下了列宁[LieNing]的一封信,并把它发给了托洛茨基。应列宁[LieNing]的请求,托洛茨基在外贸垄断问题上坚持着他们的共同立场。这封信中说:“不要停止不前,要继续进攻”,为此要准备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收到信以后,托洛茨基便开始按列宁[LieNing]的请求行事,不过表现得很谨慎。[7]

  12月22日从加米涅夫发来的便函中得知列宁[LieNing]给托洛茨基的这封信以后,斯大林[SiDaLin]就开始阻挠这一行动。在1922年12月22日那天,加米涅夫写信给斯大林[SiDaLin]:

  约瑟夫:

  今天晚上托洛茨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收到了老头子的便函,老头子对全会通过的关于外贸的决议表示满意。不过,他请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分组会上就此问题作报告,从而为在党代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打下基独。看来,目的是要加强这一立场。托洛茨基未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请求将这个问题转达给中央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筹委会。我答应他将此事转告你,所以就这么做了。

  你的电话打不通。

  我打算在我的报告中及时汇报中央全会决议的情况。握手。列·加米涅夫。

  我打算明天来,因为写报告用的材料大多了,搞得我连它们的调子都分不清了。列·加。[8]

  斯大林[SiDaLin]马上就回了信:

  1922年12月22日

  加米涅夫同志:

  便函已收到。我认为,应该仅限于在你的报告中表态,不要在分组会上展示老头子是如何在费尔斯捷尔绝对禁止的情况下与托洛茨基通信的。约·斯大林[SiDaLin]。[9]

  在这一天,斯大林[SiDaLin]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甚至“不体面地谩骂和威胁”。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信给加米涅夫:

  12月23日

  列夫·鲍里索维奇:

  经医生许可,我记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短信。斯大林[SiDaLin]昨天因为这件事竟然十分粗鲁地对待我。

  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我从未听到过一位同志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的利益和伊里奇的利益的程度并不亚于斯大林[SiDaLin]。现在我需要最大的自制力。我比任何一位医生都清楚什么该对伊里奇说,什么不该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激动,什么不会。不管怎样,我比斯大林[SiDaLin]更清楚。我把您和格里戈里当作弗·伊的亲密同事,我请求你们采取措施,以免我的个人生活受到粗暴干涉,以免我受到不体面的谩骂和威胁。我不怀疑受到斯大林[SiDaLin]威胁的监察委员会将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没有能够花在对付这种无聊勾当上的精力和时间。我也是活生生的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了。娜·克鲁普斯卡娅。[10]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斯大林[SiDaLin]12月23日从沃洛季切娃送来的文件[WenJian](《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第一部分)中得知,列宁[LieNing]建议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且“在这方面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托洛茨基12月24日给斯大林[SiDaLin]发去一封信,信中提出了自己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方案。他此时还不知道,列宁[LieNing]已经“在一定条件下”同意了这个方案。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1922年秋天,列宁[LieNing]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致,但却与斯大林[SiDaLin]解决这个问题的立场相对立。

  对有关上述种种情况的文件[WenJian]加以分析便使人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斯大林[SiDaLin]的地位已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SiDaLin]的个人利益对他来说成了压倒一切的事情。他下决心要改变列宁[LieNing]1922年12月23日口授的便函的内容。结果,在上面提到的古比雪夫收到的那批文件[WenJian]中,恰恰就出现了在《列宁[LieNing]全集》第45卷中发表的那个“正式”记录文本。这绝非偶然。

  文本很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4日至29日期间被“编辑”了。这几天中央委员们看了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关于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立场。斯大林[SiDaLin]参加了列宁[LieNing]和托洛茨基就此问题主持的讨论会。[11]众所周知,列宁[LieNing]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到1922年12月已经互相接近了。[12]

  在1923年1月间,斯大林[SiDaLin]和托洛茨基就国家管理问题曾多次交换信件。斯大林[SiDaLin]认为,国家机关应由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来领导。按照他的意图,增加到5人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团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都应该归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斯大林[SiDaLin]建议托洛茨基担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主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而按照托洛茨基的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该担当统筹和领导国家经济机关工作的角色。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接受国家计委主席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席)。由于打算实现自己的设想,而且显然在谋求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所以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SiDaLin]建议他担任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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