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列宁[LieNing]支持的托洛茨基关于国家计委起特殊作用的想法，以及列宁[LieNing]预见到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SiDaLin]个人之争的尖锐化，卷入了这种纯粹的行政计划。在1922年12月23日对托洛茨基关于改组国家计委的建议总体上表示赞成以后，列宁[LieNing]在12月27日的信中具体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托洛茨基不应该当国家计委主席，因为“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13]

　　这几天也把列宁[LieNing]12月23日的口授记录拿给托洛茨基看了。按照斯大林[SiDaLin]的旨意，记录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文本。

　　在让托洛茨基看“编辑过的”列宁[LieNing]口授记录的同时，斯大林[SiDaLin]实施了另一个行动。其目的是不让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SiDaLin]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得到的情况（因为托洛茨基在收到列宁[LieNing]的第一封信以后无疑会等着后面的来信）。斯大林[SiDaLin]的行动完全可以解释清楚：列宁[LieNing]对他视之为俄共（布）中央的两位“杰出领袖”所作的评价明显有利于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SiDaLin]。[14]

　　有关列宁[LieNing]政治“遗嘱”问题的书籍往往以不同的形式断言，虽然列宁[LieNing]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SiDaLin]，可能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不仅看到了1922年12月23日的记录，而且还看到了列宁[LieNing]后来口授的其他所有记录。[15]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份文件[WenJian]可以使人直接下结论说，托洛茨基与斯大林[SiDaLin]不同，他能了解全部情况。《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刊登了以“列宁[LieNing]遗嘱”为题的瑙莫夫答记者问（续篇登在3月25日）。该文仅提出了托洛茨基是否了解1922年12月下旬的列宁[LieNing]“遗嘱”内容这个问题。后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LieNing]主义研究院对瑙莫夫“含糊不清”的言论作了如下澄清：有人在1988年2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看法（作者标注）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24年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将”遗嘱“转交俄共（布）中央的日子——作者注）前，极有可能是在1922年12月29日前，已经了解了某些笔录（列宁[LieNing]的口授笔录——作者注）的内容”。此文发表后，苏共中央自然而然收到大批读者来信，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具体是谁在1922年12月秘密阅读了“遗嘱”？瑙莫夫的答记者问显然令人推测，托洛茨基了解“遗嘱”的内容。《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发表了两封信（1922年12月29日福季耶娃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加米涅夫给斯大林[SiDaLin]的信）。编者按中说：“刊登的加米涅夫和福季耶娃的信会在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16]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LieNing]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经验丰富的档案专家在发表这两封信时措辞如此谨慎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公布的文件[WenJian]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托洛茨基是否阅读过列宁[LieNing]“遗嘱”？对一些文件[WenJian]加以分析便可确定事情的如下基本轮廓。

　　1922年12月29日晚，列宁[LieNing]的秘书福季耶娃突然来找自己的顶头上司加米涅夫（作为列宁[LieNing]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代理列宁[LieNing]的主席职务），“先是口头，然后书面”怍了声明。加米涅夫马上把她的声明送给了斯大林[SiDaLin]。

　　福季耶娃写道：

　　22年12月29日。沃洛季切娃记录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于12月23日星期六转给了斯大林[SiDaLin]同志。可是，在转交信件后才搞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是，这封信要严密保存在档案中，只有他或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才可以启封，而且应该在他去世后再给人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信，他在口授信件时向沃洛季切娃指出了这一点。今天，12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又问是否在信上做了相应的标注，再次说，这封信只有在他去世后才应该公诸世人。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我觉得不能告诉他犯了一个错误（作者标注），于是就让他相信，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他的要求已经完成。

　　我请求已经了解这封信的同志们在以后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千万不要透露所犯的错误，不要让他有任何根据来推测信已被人知道。我还请求把这封信同谁也不应该知道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笔录一样看待。22年12月29日。莉·福李耶娃。[17]

　　在向斯大林[SiDaLin]通报此事时，加米涅夫直接就在福季耶娃的声明后面写了以下文字：

　　斯大林[SiDaLin]同志：

　　莉·亚·福季耶娃同志今天（12月29日）23点来到我这里，先是口头，然后书面作了上述声明。我认为需要让已经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件内容的中央委员看看这个声明（据我所知，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你已了解信的内容）。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或暗示过这封信。我认为，上面提到的几位同志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有哪位同志同其他中央委员谈到过信的内容，那么福季耶娃同志的这个声明也应该让有关同志知悉。加米涅夫。[18]

　　从福季耶娃的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她写道，在1922年12月23日至29日期间，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发给斯大林[SiDaLin]的只有12月23日的《给代表大会[DaiBiaoDaHui]的信》开头部分。从加米涅夫在福季耶娃的“声明”上的附笔中可以看到，了解这个文件[WenJian]（仅此文件[WenJian]）的有加米涅夫本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SiDaLin]。可见，福季耶娃、加米涅夫和斯大林[SiDaLin]给历史留下了一份文件[WenJian]，它证明，只有12月23日的笔录“错误”地从列宁[LieNing]秘书处发到了中央委员会。可是，如果像沃洛季切娃12月23日在《值班秘书日志》中记录的那样，列宁[LieNing]未下过任何有关保密的指示，那么她的错误又何在呢？

　　从沃洛季切娃的证词来看，她1922年12月24日才得到这一指示。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个证词，不过现在要指出，其他一些史料也记下了让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看列宁[LieNing]“遗嘱”（12月24日至25日的笔录）的事实。

　　前面已经指出，在1923年5月前，古比雪夫和加米涅夫已经知道了列宁[LieNing]“遗嘱”的内容。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在1923年8月，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曾与斯大林[SiDaLin]通信。有关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详谈，现在要指出的是，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知道列宁[LieNing]“遗嘱”的内容，而斯大林[SiDaLin]却干脆写道，他对列宁[LieNing]“遗嘱”一无所知。[19]总之，了解1922年12月23日笔录内容的人如下：斯大林[SiDaLin]、布哈林、托洛茨基（他得到的是已经编辑过的文本）、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加米涅夫。被史料确认了解1922年12月24至25日笔录内容的人要少得多。这些人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古比雪夫、加米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