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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灾荒为何引发民变:社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
士绅的力量
回头看看丁戊奇荒之际的赈灾过程,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是江南绅商群体的义赈行动。
自帝国从太平军叛乱中恢复元气、开始自强运动以来,得益于近代商业的兴盛,城市绅商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SheHui]影响力也日益壮大。需要指出的是,彼时许多绅商既是商人身份,同时也通过捐输等途径获得功名,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绅商对于权力[QuanLi]的依附,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显示了官与绅之间,尚能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GuanXi]。这一点,与清末士绅出现[ChuXian]了明显的离心倾向是大不相同的,丁戊义赈中的绅商,跟官府的合作远多于后来的争权夺利。
早在光绪二年,北方已开始出现[ChuXian]旱灾,大量饥民为了逃难,渡江而过,涌入江浙等地。苏州、常州的巨绅不敢坐视,率先倡议地方[DiFang]政府“搭盖棚厂”,留养难民,每名饥民“每日大口给米八合,小口六合,十日一放,并给盐菜”。这些棚厂的经费均来自士绅的捐赠,由官方委派不领薪的专人负责日常管理。
常州人李金镛是“首倡义赈”的江南绅商之一,他因考虑到“凡强壮者逃至苏常等处,已有官绅留养,而老弱之不能出境者嗷嗷待哺,垂毙堪怜”,又赴上海找胡雪岩等在沪商人协商赈灾,募捐到五万串钱,再由他亲自带至苏北办赈。
当时在商绅群集的上海,还出现[ChuXian]了“公济同人会”、“协赈公所”等专办赈务的慈善机构,管理这些慈善机构的浙江籍绅商经元善,在上海长期主持丁戊奇荒义赈,前后累计共集得“百十万之银”,输往灾区。
还有大名鼎鼎的江南绅商盛宣怀,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河间府设了一个官赈系统之外的办赈机构,并委任盛宣怀为负责人。盛宣怀首先利用自身人脉,从南方募来一万两银子,查赈和散赈时又坚持亲力亲为,“挨户详查”,一些受灾村庄“疫病相染”,他也“以身先入”。盛宣怀的河间办赈具有半官方性质,但他所依靠的资源,主要还是他的绅商身份。
在丁戊奇荒中,因为有了以李金镛、胡雪岩、经元善、盛宣怀为代表的江南绅商群体“闻风竞起”,响应官方之倡,奔走赈灾恤民,才弥补了官赈的力不从心,在很大程度上消弥了大饥荒所埋伏的社会[SheHui]隐患。
反观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爆发之前,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为首的长沙[ChangSha]士绅集团,却将官方的救荒倡议当成了耳边风,甚至故意跟政府唱反调。
洪灾过后的宣统二年年初,湖南已出现[ChuXian]春荒的苗头,巡抚[XunFu]岑春煊召集地方[DiFang]士绅商讨平粜、救荒之事。按官方的计划,本来是准备“由官筹款,交绅经办”,但因为“官款实在窘迫”,改为“劝募绅捐,先办义粜”。然而,岑春煊的提议马上碰到了软钉子,王先谦“首先梗议”,谎称无粮,提出应该由官钱局加发官票作为办粜经费。叶德辉等士绅也拒绝认捐。平粜救荒的计划就这样被延误了。
长沙[ChangSha]士绅的不配合,让巡抚[XunFu]岑春煊很是愤火,他随后两次发布告示,要求“绅富行店”及有余粮的人家,“统载清册内作为粜户”,粜户如果“忍心害理,意存遏粜”,即进行罚究。这种强制性的义粜,当然也受到士绅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并加深了官绅之间的对立。抢米风潮[FengChao]期间,孔宪教等还怂恿泥木匠焚毁各教堂、学堂及各码头,孔的儿子甚至亲自指挥饥民焚烧府中学堂。
30年前的江南绅商竞相捐资,为何30年后的长沙[ChangSha]士绅却对赈灾的义举无动于衷?从官绅关系[GuanXi]变迁的角度来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
在官方的语言系统中,王先谦诸人负有“劣绅”的污名,如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被评为“平日包揽词讼,好利忘义”;退休吏部主事叶德辉则“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孔宪教也是“素行不谨,造言生事”之徒。不过这些评语,与其说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几名士绅的卑劣品行,毋宁说,它道破了两点隐秘:一、长沙[ChangSha]士绅集团与官府之间关系[GuanXi]紧张;二、士绅集团拥有巨大的隐权力[QuanLi],所谓“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无非说明这几名士绅实际控制了地方[DiFang]公共空间,侵占了部分政府权力[QuanLi]。
抢米风潮[FengChao]发生后,长沙[ChangSha]士绅集团趁机迫使跟他们素有嫌隙的岑春煊挂印去职,更是可见其左右地方[DiFang]政局的能量之大、与湖南省政府的积怨之深。而布政使庄赓良之所以受他们拥戴、入主巡抚[XunFu]衙门,也是因为庄与叶德辉等权绅交好,平日“出入其门,串通货赂”。相比之下,同光时代的士绅群体,对官方则有着更强烈的依附性或者说认同感,因此也比较容易跟官方“和衷共济”。
在“官—绅—民”三角关系[GuanXi]中,士绅阶层联结着社会[SheHui]的顶部与底层,既是官府的“权力[QuanLi]经纪”,又扮演着“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绅力以治民,民也借绅势以行事。士绅力量的增减消长、官绅关系[GuanXi]的疏亲趋势,达到临界点后,往往预示着社会[SheHui]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要么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长,出现[ChuXian]“全能政府”;要么是官的“力臂”缩得更短,出现[ChuXian]社会[SheHui]失控。
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的背景,恰恰是后者的情形。我们知道,湖南是湘军的策源地,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之后,湘军解散,大量有军功的湘籍官绅衣锦还乡,造成地方[DiFang]上“绅权大张”,甚至出现[ChuXian]了权绅专与地方[DiFang]官长为难的惯性。抢米风潮[FengChao]结束后,湖广总督在一份呈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地方[DiFang]官筹办各事,借绅力以为辅助,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继则官于绅遂多遇事优容,驯致积习成弊,绅亦忘其分际,动辄挟持。民间熟视官绅之间,如此侵越,亦遂借端聚众,肆其要求。于是哄堂围署,时有所闻。”
湖广总督这么说,固然有为地方[DiFang]同僚推卸责任、将罪责推给地方[DiFang]士绅的嫌疑,但他认为绅权变化与抢米骚乱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却也并非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