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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灾荒为何引发民变:社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3)
游民的崛起
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由饥民触发,有士绅暗中推动,被昏官激化,但制造混乱的“主力军”既不是士绅,也不是一般饥民,而是具有会党背景的社会[SheHui]底层游民,包括前面提到的来历神秘的“青兵”。
抢米风潮[FengChao]过后,日本人为查清“青兵”的来历,曾组织过专门的调查。据日本的调查报告及湖南地方[DiFang]官员的禀报,“青兵”主要由南下的筑路工、白莲教教徒、山东义和团余匪、船夫、苦力、盐枭、兵勇组成,少量胥吏、学生也加入其中。他们大体上都属于脱离宗法秩序束缚、流窜江湖的游民阶层,通常还加入某种秘密会社。“执其牛耳者为高宗怡、姜守旦、万鹏飞、龚春台等人。”高、姜、万、龚既是秘密会社的首领,也与清末的地下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显然,游民们煽动骚乱的目的已不是要“抚台给饭吃”,而是蓄意破坏清政府的统治秩序、新政与在华洋人的事业。从会党党徒在长沙[ChangSha]城内各户人家门扉上贴出的揭帖,也不难看出他们之所图,比如三月初五日的一张揭帖说:“有日青马到,头均裹白巾。各持刀一把,均以杀敌人。此戟本非常,宣统不久长。中华十八省,一概尽归姜。”姜指姜守旦。这差不多是造反的宣言了。
可以说,会党势力的渗透、介入,是长沙[ChangSha]抢米风潮[FengChao]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因素。游民对新政与洋人的仇视,也与长沙[ChangSha]的旧派士绅同声相应,形成明暗呼应的合力。
丁戊奇荒期间,一些地方[DiFang]虽然也出现[ChuXian]“会匪、刀客、教匪与饥民勾结滋事之案”,但这些人的目的一般来说无非是抢口饭吃,而不是冲击政权,并且,光绪前期的会党活动也未泛滥成灾,零星的“滋事之案”尚不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风潮[FengChao]。而至清末,随着社会[SheHui]日趋复杂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并与海外传入的革命思潮相互交织,成为一支急于摆脱原有社会[SheHui]秩序约束,在社会[SheHui]动荡中展示和夺取话语权的庞大社会[SheHui]势力。
不带偏见地说,在中国近代舞台上,游民是作为社会[SheHui]的“不安定因素”出现[ChuXian]的。据岑春煊发给朝廷的报告:在抢米风潮[FengChao]中大展身手的“青兵”,早在二月已经“来湘观隙而动”,正好让他们碰上贫民聚众求减米价,便“乘机窃发,将省城抚署、教堂烧毁后,分赴各州厅县以图烧堂滋事”。滋事的目的,就是宣示他们的隐权力[QuanLi],并图谋夺得更大的权力[QuanLi]。
传统的“官—绅—民”三角之中,民的权力[QuanLi]分配总是被压制到最低限度,不过借助士绅阶层的缓冲,民间也获得了一个一定范围的自治空间。这个自治空间通常是稳定的。从某个角度来说,社会[SheHui]的进步,就是体现为官、绅、民良性互动,平稳地重新调整三方之间的“力臂”,使这个自治空间变得更大,同时整个“官—绅—民”三角仍能保持大体上的均衡。
然而,在清末时局中,游民势力的崛起打破了社会[SheHui]的权力[QuanLi]平衡—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再加上官方权威流失,社会[SheHui]控制力衰减,士绅离心加速,整个“官—绅—民”三角于是摇摇欲坠,社会[SheHui]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权力[QuanLi]失衡之时又恰巧遇上米价暴升、饥民聚集的敏感时节,骚乱可谓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粉墨登场。投水的黄贵荪一家,不过是不幸被历史挑中的揭幕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