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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何成不了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年鉴网
本文摘自《晚清有个袁世凯[YuanShiKai]》,赵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端详袁世凯[YuanShiKai]各个时期的照片,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袁世凯[YuanShiKai]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袁世凯[YuanShiKai]四十岁左右时的照片,还显得目光炯炯、神采飞扬。而当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五十开外的人,一下子就显得老态龙钟、发须花白,仿佛色彩不足的绘画;目光看起来也没有先前的坚韧和锋利了,甚至看起来笨拙而愚蠢。这个曾经坚强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个疲惫虚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时候,袁世凯[YuanShiKai]还显得风华正茂、气定神闲,但几年共和制的总统当下来,袁世凯[YuanShiKai]真的有点不堪重负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临的压力,处在大变局之中的袁世凯[YuanShiKai],已经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和矛盾压得不堪重负了。虽然袁世凯[YuanShiKai]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沧桑,但在收拾具体的残局中,他还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YuanShiKai]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YiGe]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
由于社会[SheHui]转型的惯性过于强大,民国成立后,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个没落的帝国看上去像个巨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创伤和皱褶,自然而然地已成为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热衷的场所,各种病症,在不被察觉中活跃滋生。接手总统的位置之后,袁世凯[YuanShiKai]很快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除了政治[ZhengZhi]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在袁世凯[YuanShiKai]看来,同样给他巨大压力的,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SheHui]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ZhengZhi]团体,似乎每一个[YiGe]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SheHui]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SheHui]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SheHui]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以至于袁世凯[YuanShiKai]的英国顾问莫里循曾经写道:“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ZhengZhi]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让原先相对稳定的社会[SheHui]秩序变得杂乱无章,还让一代人变得尴尬无语:社会[SheHui]上那些多年苦读科举的书生们,一旦在失去了久远的目标之后,一个[YiGe]个变得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乱;少数激进的带有西化色彩的知识分子,也对这样的政治[ZhengZhi]格局不满,力图呼唤新的秩序,渴望通过一场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全盘西化。除了麻木的大众之外,那些因革命的炮声唤醒了的人,一个[YiGe]个显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阵,仿佛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临空一跃,登上政治[ZhengZhi]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们看来,社会[SheHui]的运转,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政治[ZhengZhi],似乎只要一个[YiGe]口号,一种政体,就可以把这个世界轻轻松松地改换了局面。报章的兴起,使得一大批指甲肮脏、饥肠辘辘、文笔粗俗的失业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随时准备应别人的要求撰写一切东西:蜜糖或毒药,歌颂或诽谤,长的或者短的,尖锐的或者温柔的,政治[ZhengZhi]的或非政治[ZhengZhi]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谩骂,有的是挑拨离间……在这些人群当中,只有极少数新型工商业主和文化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有系统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ZhengZhi]、社会[SheHui]改良、基本民权,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之中,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混乱的局面中,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在这里,可以试着将中国当时的情景,与美国独立之后的情况相比较。尽管这种比较是生硬的,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命运的机缘--1776年,美国在费城起义之后,诞生了《独立宣言》,大陆会议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美国赢得了独立并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国家出现了,昔日的功臣们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国家是属于功臣的,还是属于全体美国人的?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回答是:他们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