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不是没有受到权力的诱惑，也不是没有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独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给他，请求他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担任这个国家的国王。为此，华盛顿曾写了“致尼古拉上校书-- 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华盛顿忧心忡忡地说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在此之后，华盛顿解甲归田。虽然后来应国民的一再邀请出山，并被选举为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为美国设计一个[YiGe]更合理的政治[ZhengZhi]制度。华盛顿提出了“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华盛顿的政治[ZhengZhi]信仰是：宪法至高无上。虽然美国政治[ZhengZhi]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YiGe]复杂而纷乱的过程，美国第一部宪法，光讨论就花费了十六个月，但由于华盛顿等人的竭力坚持，美国终于实行了当时社会[SheHui]上最合理的政治[ZhengZhi]制度。虽然华盛顿居功至伟，但他从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基于这样的想法，华盛顿在连任两届后，坚决辞去了总统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在宪法之下，别人同样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这个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而是取决于法律和民众……离职后不久，华盛顿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应该说，对于袁世凯[YuanShiKai]来说，当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YiGe]最好的样榜，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SheHui]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YuanShiKai]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YuanShiKai]，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YuanShiKai]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YiGe]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YuanShiKai]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SheHui]走向，以及现代政治[ZhengZhi]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ZhengZhi]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很快，袁世凯[YuanShiKai]就让持这种看法的东西方人士失望了。人们后来明白，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YuanShiKai]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YuanShiKai]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ZhengZhi]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中世纪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传统儒学 “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YuanShiKai]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YiGe]清末版的“曹操”。权力追逐的传统，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国就像一个[YiGe]早产的婴儿，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YiGe]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的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这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可以说，袁世凯[YuanShiKai]推进社会[SheHui]进步的事业，是被另一个[YiGe]落入传统专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凯[YuanShiKai]给亲手葬送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诞生不了华盛顿的。

　　当然，如果以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来要求袁世凯[YuanShiKai]，会显得很过分。中国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现实的土壤，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也决定了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当然，美国的政治[ZhengZhi]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它同样也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动荡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争吵、结党营私，甚至黑帮卷入，陷入无止境的凶杀和争斗，但社会[SheHui]对于民主政治[ZhengZhi]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变--这样，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运转之后，这个政治[ZhengZhi]制度显示了它自身的纠正功能和完善机制，社会[SheHui]也安定下来，人们终于开始学会并习惯了按规则进行游戏和运转。

　　应该说，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YuanShiKai]在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上，以及从清廷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袁世凯[YuanShiKai]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忍让，也进行了妥协，并且以自己的过人的政治[ZhengZhi]智慧和能力，将政治[ZhengZhi]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充分地显示了一个[YiGe]政治[ZhengZhi]家的谋略和手腕。袁世凯[YuanShiKai]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让清帝体面地退位，让百姓少受涂炭，让社会[SheHui]少受动荡，是值得肯定的。在与革命党的对抗中，袁世凯[YuanShiKai]也最大程度地进行了忍让，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最终实现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尽管袁世凯[YuanShiKai]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缠身，但袁世凯[YuanShiKai]还是保持克制，努力适应社会[SheHui]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适应报章的嬉笑怒骂；适应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适应与持不同政见者相处；适应总统的话不再是金口玉言……在袁世凯[YuanShiKai]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SheHui]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袁世凯[YuanShiKai]努力使自己以一个[YiGe]开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毕竟，他算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必须有雅量来应付各种局面。当各方面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袁世凯[YuanShiKai]进行了策略上的谦逊和退却，对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反对派，表现得很宽容。有时候，袁世凯[YuanShiKai]甚至表现出忍辱负重，颇下了一番工夫去争取各种势力的精诚团结，以期使国家发展有一个[YiGe]相对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说先后三次亲拟电稿邀请康有为进京就颇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