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LiuShaoQi]审看报告[BaoGao]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LiuShaoQi]开门见山地说，报告[BaoGao]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QueDian]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QueDian]、错误[CuoWu]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CuoWu]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BaoGao]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CuoWu]，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CuoWu]，不能自行其是；报告[BaoGao]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LiuShaoQi]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LiuShaoQi]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LiuShaoQi]又多次参加报告[BaoGao]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CuoWu]。这点报告[BaoGao]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CuoWu]，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BaoGao]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WenTi]。报告[BaoGao]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QueDian]和错误[CuoWu]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QueDian]错误[CuoWu]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CuoWu]，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WenTi]。缺点[QueDian]错误[CuoWu]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CuoWu]；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BaoGao]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LiuShaoQi]“缺点[QueDian]讲透”的精神，报告[BaoGao]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MaoZeDong]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LiuShaoQi]将报告[BaoGao]第一稿呈送毛泽东[MaoZeDong]，准备在毛泽东[MaoZeDong]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BaoGao]。

　　但1月9日晚刘少奇[LiuShaoQi]到毛泽东[MaoZeDong]那里开会时，毛泽东[MaoZeDong]却说报告[BaoGao]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MaoZeDong]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BaoGao]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BaoGao]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MaoZeDong]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LiuShaoQi]的报告[BaoGao]。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WenTi]。多数代表同意报告[BaoGao]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CuoWu]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