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HuShi]至今不能被一些人理解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人说他与蒋介石[JiangJieShi]的关系有损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最近，我在阅读胡适[HuShi]日记的基础上翻阅了一些资料，看到他和蒋介石[JiangJieShi]的交往，一直没有[MeiYou]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就胡适[HuShi]而言，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给人以曲意逢迎、依阿取容的嫌疑；从蒋介石[JiangJieShi]来看，他能够结交胡适[HuShi]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批评和讽谏，也不大容易。这一切，都是当代知识分子未曾经历、也很难理解的事情。因此，梳理并研究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可以为胡适[HuShi]“辩冤白谤”，还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蒋介石[JiangJieShi]给他一个“反党”头衔

　　胡适[HuShi]开始注意蒋介石[JiangJieShi]，是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ZhengFu]成立的时候。当时胡适[HuShi]正在国外，准备取道日本回国，但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来。其中原因，从顾颉刚等人写给胡适[HuShi]的信中可以看出。

　　顾是胡的学生。早在１９２７年２月，他就写信对胡适[HuShi]说：“自从北伐军到了福建，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看见了许多印刷品，加入了几次宴会，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一次民众的革命，民众是不能宽容的——“先生[XianSheng]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XianSheng]为段政府[ZhengFu]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XianSheng]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XianSheng]者。”所以他劝胡适[HuShi]回国之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为妙。在他看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应该像热衷于党派活动的人们那样，“先顺从了民众而后操纵民众”。４月底，他再次以民众不懂宽容为由，写信劝胡适[HuShi]远离政治。

　　与此同时，高梦旦也在信中对胡适[HuShi]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另外，丁文江也劝胡适[HuShi]“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

　　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胡适[HuShi]在日本逗留了三个多星期。他仔细阅读了有关报刊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发生的一切“确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以蒋介石[JiangJieShi]为首的新政府[ZhengFu]能得到蔡元培、吴稚晖等“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这可能是胡适[HuShi]对蒋介石[JiangJieShi]的最初印象。

　　胡适[HuShi]回国后，确实有一段时间远离政治，在接见记者时他也明确表示“我不谈政治”。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胡汉民等人提出的《训政纲领》，开始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１９２９年３月，国民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奉行孙中山遗教为口号，将其思想神圣化、绝对化、法律化，从而否定了在训政时期有制定“约法”的必要。于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反革命分子”或“土豪劣绅”的标签，就可以由党的机关任意处置。胡适[HuShi]对这种局面深感忧虑。不久，南京国民政府[ZhengFu]又颁布保障人权的命令，但胡适[HuShi]认为，这个命令既没有[MeiYou]明确规定人权和自由的具体内容，又没有[MeiYou]对政府[ZhengFu]和党部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它没有[MeiYou]尊重人权的诚意。在这种情况下，胡适[HuShi]再也不能沉默，开始突破“不谈政治”的禁忌。４月下旬，马君武先生[XianSheng]和他谈话，认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他说“这话很有道理”，将来必然要走这条道路。

　　不久，胡适[HuShi]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因为顶撞蒋介石[JiangJieShi]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他指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

　　胡适[HuShi]的文章引起当局的注意。从胡适[HuShi]日记保存的剪报中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对人权和自由的界定略有改变。另外，胡适[HuShi]的老朋友、司法部长王宠惠也对胡适[HuShi]说：“只要避免‘约法’二字，其余都可以办到。”随后，宋子文向胡适[HuShi]咨询治国大计时，胡还是坚持要召开约法会议。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自己对政治抱着一种“修正”的态度，“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

　　随后，胡适[HuShi]又写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提出质疑。文章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文章认为：“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ZhengFu]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ZhengFu]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文章最后说，没有[MeiYou]宪法或约法，就只能是专制。此外，胡适[HuShi]还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批评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指出这个学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

　　三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ZhengFu]，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HuShi]，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 不久，国民政府[ZhengFu]饬令教育部，以“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为由，对胡适[HuShi]提出警告；但是上海市党部并不罢休，胡适[HuShi]终于被迫离开上海，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在此期间，据说蒋介石[JiangJieShi]不仅对胡适[HuShi]采取“优容”的态度，还“企图接过胡适[HuShi]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只是因为胡汉民极力反对，才没有[MeiYou]成功。

　　１９３１年初，当局因为罗隆基在《新月》发表政论，迫使光华大学免去罗的教授职务。胡适[HuShi]为了据理力争，曾致信陈布雷，并通过他向蒋介石[JiangJieShi]送去两套《新月》杂志，希望蒋能读一读原文，不要听信传闻。有人建议胡适[HuShi]去南京与当局沟通一下，他说，去南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第一，当局必须保证，负责任的言论有绝对的自由；第二，对于善意的批评，政府[ZhengFu]应该接受；否则我是不会去的。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学潮。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HuShi]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但政府[ZhengFu]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HuShi]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理由，否决了大家的意见。第二年３月，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JiangJieShi]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ZhengFu]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HuShi]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HuShi]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JiangJieShi]给了我一个头衔。”二人关系，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