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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中国年鉴(4)
七、胡对蒋说台湾没有[MeiYou]言论自由
1952年月11月19日,胡适[HuShi]应邀回台湾讲学,受到各届人士的热烈欢迎,蒋经国也代表蒋介石[JiangJieShi]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HuShi]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茶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说:“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为此,他希望“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ZhengFu]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利用一切机会争取言论自由,是胡适[HuShi]此行的最大特色。12月4日,胡适[HuShi]在立法院欢迎会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ZhengFu],合法的反对政府[ZhengFu],合法的制裁政府[ZhengFu]” 的机制。
五天后,他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还说,政府[ZhengFu]承认新闻独立,扶持私人办报,是获得舆论支持的必由之路;报人说老实话,说公平说,不发表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主要秘诀。
第二年1月16日,蒋介石[JiangJieShi]设宴为胡适[HuShi]饯行,胡提出台湾没有[MeiYou]言论自由等问题。胡的意见相当尖锐,但是蒋介石[JiangJieShi]却能够接受。这一点,从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蒋公约我吃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ZhengFu]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第二天,胡适[HuShi]在机场上对前来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胡适[HuShi]的台湾之行,受到海内外媒的广泛关注。有人说:“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HuShi]一人享有言论自由”,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象征自由”的老人。
1954年2月18日,胡适[HuShi]回台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蒋介石[JiangJieShi]又劝他竞选总统,他重申“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ZhengFu]作诤友,不愿居官”的愿望,并表示要全力支持蒋介石[JiangJieShi]竞选。会议结束后,胡适[HuShi]在会见台北记者时,一方面批评新闻界争取独立的精神不够,一方面向大家披露,蒋介石[JiangJieShi]曾向他保证,“今后政府[ZhengFu]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
1956年蒋介石[JiangJieShi]70岁生日的时候,胡适[HuShi]根据《中央日报》负责人的要求,草成一文为他祝寿。胡适[HuShi]在文章中讲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故事之后,交代了自己的用意。胡适[HuShi]说,我当年在武汉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托人送给他一本《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够像书中说的那样,尽量克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那样。今天我要奉劝蒋先生[XianSheng]的还是“无智、无能、无为”这六字诀,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总统。
随后,他在接见台北的一位记者时说:“言论自由对政府[ZhengFu]领袖而言,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自由的言论,只有增加政府[ZhengFu]领袖的力量”。他还说:“现在为国家办事的人最大弱点,就是在那些人中没有[MeiYou]诤臣,只有唯唯喏喏的‘是是是先生[XianSheng]’(Yes Man),要把‘是是是先生[XianSheng]’变成诤臣,不是容易的事,只有从言论自由着手。言论自由了,不仅有诤臣,而且有无数的诤臣诤友敢于说话,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有冤枉的人可以宣冤,政府[ZhengFu]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牢的危险。言论自由了,政府[ZhengFu]首长才有无数的诤臣诤友,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
20年后,那位《中央日报》的负责人胡健中也披露了此事的一些内情。他说:“犹记在民国四十五年总统七十华诞,那时我还在中央日报服务,报社征文为总统祝寿。我就打一个电报给适之先生[XianSheng],请他写一篇文章为总统寿。他答应了,写了一篇寄给我,并有一封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我当时确很为难,但总统非常宽宏大量,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的登了出来。”
八、由蒋介石[JiangJieShi]连任而引起的话题
1958年胡适[HuShi]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准备回台湾定居。据说为了给他盖房,蒋介石[JiangJieShi]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拨出一笔款项,中央研究院也要追加预算。胡适[HuShi]听到后深感不安,他在信中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⑴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⑵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金,并表示“如有不敷,乞即示知。”不久,胡适[HuShi]从美国返回台湾。刚下飞机就有记者问关于组建反对党的事情。胡适[HuShi]以不了解情况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避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到1960年蒋介石[JiangJieShi]的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因此谁是下一届总统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时,社会上盛传蒋介石[JiangJieShi]为了连任要修改宪法,甚至有人在报端刊登“劝进”电报。1959年11月15日,胡适[HuShi]在梅贻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会上遇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请张向蒋介石[JiangJieShi]转达如下意见:第一,在明年的国民大会上,宪法将受到真正的考验;第二,为了国家的前途,希望蒋总统为大家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第三,为了蒋先生[XianSheng]的千秋万世盛名,盼望他能公开表示不担任下一届总统。第四,所谓“劝进”不仅是对蒋先生[XianSheng]、也是对国民党和老百姓的一种侮辱,千万不可接受。他还说:“如果蒋先生[XianSheng]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他的声望和地位必然会更高。在此之前,胡适[HuShi]曾向黄季陆谈了这些意见,他认为之所以这样,“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蒋介石[JiangJieShi]听到胡适[HuShi]的意见后表示:“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继任总统),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胡适[HuShi]对这一表态大失所望。他在日记中说:“我怕这又是(民国)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在1960年2月召开的。会议前夕,台湾《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由于当局已经明确表示要修改宪法,为蒋介石[JiangJieShi]第三次连任铺路,所以一些忧心国事的人认为,在此紧要关头,胡适[HuShi]应该对蒋介石[JiangJieShi]有所诤谏。但是最近胡适[HuShi]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对外界发表谈话。为此,记者对胡适[HuShi]进行采访,得知去年冬天他曾“向当道有所献议”,但遭到拒绝。记者认为这是他缄默并以消极态度以示抗议的真正原因。会议期间,胡适[HuShi]在接受《公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总统连任。”不过,他在接受《征信新闻》的采访时,却把这个话题改成“我坚决反对修宪”了。
蒋介石[JiangJieShi]第三次连任总统以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违法舞弊的现象日益严重。为此,《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雷震邀请民社党、青年党和许多无党派报刊的发行人召开“选举改进座谈会”,向当局提出改革选举的十五点建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还提出应该在“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推动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进程。胡适[HuShi]曾是《自由中国》的名誉发行人,与雷震等人关系密切。胡颂平在其《胡适[HuShi]之先生[XianSheng]年谱长编初稿》中说,在此前后,雷震曾多次拜访胡适[HuShi],请他出面担任新党领袖,均被胡适[HuShi]婉拒。但是台湾学者张忠栋在研究雷震日记后发现,胡适[HuShi]对成立反对党是赞成和支持的。他说:“这些日记资料,显示胡适[HuShi]对反对党乐见其成,也显示雷震和反对党对胡适[HuShi]期盼的殷切。”
1960年7月初,胡适[HuShi]即将赴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雷震以饯行为名,邀请胡适[HuShi]出席他们的“选举改进座谈会”。胡适[HuShi]在会上希望大家能以和平的方式、容忍的精神、严正的态度和长期的努力,使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走上正轨;并恳请大家以在野党、而不是反对党的名义,对执政党起到制衡作用。雷震在7月2日的日记中也说:“胡先生[XianSheng]提到李万居文章上有容忍二字,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精神。他感到我们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作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的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HuShi]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蒋介石[JiangJieShi]不能容忍雷震的行为,于9月4日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当时胡适[HuShi]尚在国外,陈诚用电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后,他在复电中列举了“政府[ZhengFu]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第一,国内外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政府[ZhengFu]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第二,政府[ZhengFu]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第三,给批评政府[ZhengFu]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他还敦促政府[ZhengFu]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厅来审理这一案件。
9月下旬,胡适[HuShi]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一方面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一方面表示“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
胡适[HuShi]于10月下旬回到台湾后,与上述“反对党”人士李万居等人有过接触。他一方面劝大家暂时不要成立新党,一方面希望他们对政府[ZhengFu]要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不推翻政府[ZhengFu]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政府[ZhengFu]的“谅解”,否则执政党就会先把你打倒。后来,胡适[HuShi]曾把一位美国友人的送给他的生日贺礼100美金转送李万居,作为对李万居所办的《公论报》的援助和支持。
11月18日,蒋介石[JiangJieShi]在总统府会见胡适[HuShi]。胡本来不想谈论雷震案件,但是蒋介石[JiangJieShi]却执意要他谈一谈政治。为此,他简单地介绍了国际形势之后,便把话题转到这一轰动海内外的案子上来。
胡适[HuShi]首先指出,蒋介石[JiangJieShi]、陈诚和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都没有[MeiYou]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接着指出当局坚持对雷震案进行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最后他向蒋介石[JiangJieShi]谈了自己对反对党的态度,并提起十年前蒋建议他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情。临别时,他又向蒋介石[JiangJieShi]将了一军:“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新党的人?”
让胡适[HuShi]没有[MeiYou]想到的是,就在前一天,台湾军事法庭已经对雷震做出维持原判(十年徒刑)的结论。几天后,当新闻界披露了这一消息时,胡适[HuShi]深感震惊,他只能以“大失望,大失望!”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九、蒋为胡盖棺定论
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HuShi]70虚岁生日。为此,蒋介石[JiangJieShi]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过了几天,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HuShi]摆下寿宴,邀请副总统陈诚等十余人前来庆贺。胡适[HuShi]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这一次他表示:“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总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胡适[HuShi]是在1962年2月24日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突然去世的。蒋介石[JiangJieShi]得此恶耗后,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HuShi]夫人,劝她好好保重。27日,蒋介石[JiangJieShi]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死者遗容的一天,蒋介石[JiangJieShi]前来吊唁。
6月27日,蒋介石[JiangJieShi]又颁布褒扬令: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HuShi],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着,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ZhengFu]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这段盖棺论定的文字,虽有“弼成宪政”云云,却对胡适[HuShi]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努力,缺乏充分的肯定。(本文摘自《胡适[HuShi]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智效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