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对蒋的看法开始改变

　　１９３３年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继续进攻热河。３月３日，就在热河省省会承德失守前夕，胡适[HuShi]致电蒋介石[JiangJieShi]，要求他立刻北上，率军抵抗。电文说：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ZhengFu]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三天后，蒋介石[JiangJieShi]北上处理热河事件。１３日，胡适[HuShi]赴保定会见蒋介石[JiangJieShi]。蒋介石[JiangJieShi]在交谈中承认，按照他的估计，日军要进攻热河，必须从国内和台湾动员六个师团的兵力。由于没有[MeiYou]得到有关情报，他认为日军攻打热河的消息，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谈到这里，蒋介石[JiangJieShi]感叹地说：“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听了这些话，胡适[HuShi]在日记中气愤地说：“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１９３４年４月，胡适[HuShi]通过蒋廷黻给蒋介石[JiangJieShi]捎去一信，劝他“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这大概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书信往来。在此前后，《独立评论》收到北平市政府[ZhengFu]公安局来函，内有“倾奉蒋委员长谕：各种书刊封面……不得用西历年号，以重民族意识”云云。胡适[HuShi]当即致信蒋介石[JiangJieShi]表示反对。后来，蒋在一次讲演中特意对此作了解释。通过这件小事，胡适[HuShi]对蒋的印象开始有所转变。胡说：“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MeiYou]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

　　尽管如此，胡适[HuShi]还是对他多有不满。１９３５年７月，蒋介石[JiangJieShi]要召见罗隆基，胡适[HuShi]除了请他向蒋介石[JiangJieShi]转达自己对中日问题的意见外，还对他说：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XianSheng]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我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XianSheng]，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

　　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XianSheng]，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

　　一个月以后，胡适[HuShi]又写下《改革政制的大路》一文，在公开场合下对蒋介石[JiangJieShi]做了善意的评论：“他长进了；气度也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了。与此同时，文章也告诫说：“蒋先生[XianSheng]应该认清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权限，不可用军事最高长官的命令来干预他的‘官守’以外的政事。……倘若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的西安事变，使胡适[HuShi]深感震惊。他一方面谴责张学良，认为“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蒋若遭害，国家民族应得一教训：独裁之不可恃。”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JiangJieShi]想邀请一些学者共商国家大计，向《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表达此意。１９３７年１月５日，张从上海到达北平，向胡适[HuShi]、梅贻琦、蒋梦麟、周炳琳、潘光旦、张奚若等人转达蒋氏意图，说讨论的问题有三：“一是陕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对日本。”４月底，胡适[HuShi]去上海开会，顺便看望了刚刚拔过牙的蒋介石[JiangJieShi]。他看到蒋身体瘦弱，气色不好，稍坐片刻便告辞出来。这一次虽然没有[MeiYou]深谈，但二人的关系已有明显改善。

　　四、“低调同志”与“过河卒子”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JiangJieShi]召开庐山谈话会。会上胡适[HuShi]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国防教育，二是对日外交。关于前者，他在会上表达了四点意见：第一，国防教育并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而是常态教育；第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第三，在招考中要允许具有同等学力者报考；第四，政府[ZhengFu]官员和党和势力不得干涉教育，以保证教育的独立。

　　至于后者，他主张在正式宣战之前，不要放弃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７月３１日，蒋介石[JiangJieShi]夫妇约胡适[HuShi]、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胡适[HuShi]在日记中说：“蒋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关于这件事，周佛海在日记也有记录：“午，蒋先生[XianSheng]宴胡适[HuShi]，张伯苓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不可操之过急，仍须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XianSheng]前作刺激之言也。”

　　在此期间，胡适[HuShi]与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蒋介石[JiangJieShi]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等人有过频繁的接触，并把他们视为“低调同志”。比如７月２７日，程沧波与他“谈到深夜”；７月３０日，高宗武请他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等人，胡适[HuShi]说他们是“南京之青年智囊团”的成员；８月３日，在陈沧波举行的宴会上，周佛海与胡适[HuShi]、蒋梦麟有过长谈；８月１４日至１８日，周佛海又三次拜访胡适[HuShi]，希望他向蒋介石[JiangJieShi]进言，不要放弃和平谈判。

　　８月１９日下午，胡适[HuShi]与陶希圣在陈布雷的安排下去见蒋介石[JiangJieShi]。他本来想转达“低调同志”的意见，但因为他对许多问题比较生疏，有些话又不便开口，所以这次谈话很不成功。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蒋介石[JiangJieShi]是最明白战争的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大元帅，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此是今日政制的流弊，他也不能不负其咎。”在这次见面时，蒋介石[JiangJieShi]要求胡适[HuShi]以非正式大使的身份去美国游说，但胡适[HuShi]没有[MeiYou]答应。

　　９月３日，周佛海再次造访胡适[HuShi]，“力言其赴美不如留住国内较有作用”，但是胡适[HuShi]并没有[MeiYou]听从他的劝告。９月７日，胡适[HuShi]在融洽的气氛中与蒋介石[JiangJieShi]见面，并决定立即赴美。第二天中午，胡适[HuShi]与高宗武共进午餐，劝高不要太性急太悲观。他还说：不久前我们“‘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如何评价胡适[HuShi]与高宗武、周佛海等人的来往，是一件是比较困难的事。一方面，不能因为周佛海后来当了汉奸，就否定胡适[HuShi]当时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当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所认识。比如当时最希望中日交战的恐怕就是斯大林了，因为这场战争既可以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又可以削弱国民党的统治，这一切都有利于国际共运的扩张和壮大。

　　与高宗武吃饭的那天晚上，胡适[HuShi]就起程去了美国。由于他在美国的卓越表现，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３日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为此，胡适[HuShi]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后来他用“过河卒子”来形容这种牺牲。当时蒋介石[JiangJieShi]交给胡适[HuShi]的任务，是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由于美国人民普遍反对卷入战争，再加上美国刚刚颁布了《中立法》，因此要想获得对方的援助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胡适[HuShi]上任不久，便得到２５００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固然与胡适[HuShi]的努力有关，也体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但谁也没有[MeiYou]想到这件事情居然与苏联的插手有关。胡适[HuShi]逝世后，王世杰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

　　胡先生[XianSheng]当了驻美大使之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手下一个最得力的财务助理怀德（Henry D.White）用全力来帮助中国的借款，一切由他去设法运用，得到摩根韬部长的支持。……这样一位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的怀德，原来他是苏俄的间谍，渗透进美国财政部，得到摩根韬部长的信任。他受苏俄的指示，一定要设法使美国帮助我们经济，抗战下去，如果我们接受调停而投降了，日本的武力就会转而对付苏俄的。

　　这种历史的吊诡，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