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革命年代》，高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7年初，毛泽东[MaoZeDong]、洛甫、周恩来、博古等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使中共[ZhongGong]的命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国共之间长达l0年的内战实际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共[ZhongGong]终于争取到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取得重大进展后，毛泽东[MaoZeDong]开始从指导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党内，试图利用对日全面抗战将要而未经发的这一短暂的和平局面，加紧对中共[ZhongGong]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并加强和发展自己在中共[ZhongGong]核心层中已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毛泽东[MaoZeDong]而言，抓紧每一有利时机，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及交替处理重大军政和党内外问题，是其在遵义会议参与中共[ZhongGong]最高决策后一贯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这次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调整的范围又较过去有所扩大，故而形成了对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MaoZeDong]与洛甫政治[ZhengZhi]结合的冲击。

　　建立在反对由博古、李德等组成的原中共[ZhongGong]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洛政治[ZhengZhi]结合，是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MaoZeDong]加紧了与洛甫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帮助下，洛甫和王稼祥这两位中共[ZhongGong]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MaoZeDong]鼓励洛甫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洛甫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洛甫起草决议，此举使洛甫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ZhongGong]中央政治[ZhengZhi]局常委会决定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ZhongGong]中央总书记。把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安排为中共[ZhongGong]中央第一把手，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毛泽东[MaoZeDong]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洛甫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朋源，且是中共[ZhongGong]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ZhongGong]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洛甫成为中共[ZhongGong]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3月20日后不久，毛泽东[MaoZeDong]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1，至此，毛泽东[MaoZeDong]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ZhengZhi]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MaoZeDong]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2，“道”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MaoZeDong]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l927年毛泽东[MaoZeDong]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藉，1935年毛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ZhongGong]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ZhongGong]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毛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ZhongGong]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ZhengZhi]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