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ZhongGong]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MaoZeDong]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富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ZhongGong]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ZhengZhi]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ZhongGong]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ZhongGong]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MaoZeDong]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ZhongGong]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ZhengZhi]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ZhengZhi]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MaoZeDong]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ZhengZhi]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ZhongGong]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MaoZeDong]顺利地将其任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ZhongGong]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赂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ZhongGong]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MaoZeDong]作为中共[ZhongGong]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ZhongGong]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他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ZhengZhi]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ZhongGong]，是仅存的几个中共[ZhongGong]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一1936年的中共[ZhongGong]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一1936年，毛泽东[MaoZeDong]使自己在中共[ZhongGong]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ZhengZhi]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