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ZhongGong]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ZhengZhi]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ZhengZhi]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ZhengZhi]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ZhengZhi]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ZhengZhi]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3，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ZhengZhi]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ZhengZhi]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4。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ZhongGong]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5。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6。

　　尽管毛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ZhengZhi]路线的评价。

　　“中共[ZhongGong]的政治[ZhengZhi]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MaoZeDong]与洛甫政治[ZhengZhi]结合的基础“7。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ZhengZhi]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巳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ZhengZhi]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8。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ZhengZhi]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巳发生变化，毛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ZhongGong]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9，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LiuShaoQi]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ZhongGong]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ZhengZhi]结合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