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局应当隶属于远东书记处,但事实上,远东局及其俄国代表团的最高领导机构,通常不是远东书记处,而是联共(布)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代表团、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小委员会,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维经斯基、格列尔、拉菲斯和福京等远东局成员于1926年6月18日“在上海聚集并立即着手工作”。他们组成的“俄国代表团”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局的领导核心。远东局很快又吸收青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派到中国工作已近1年的纳索诺夫参加工作。在19日的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上,主要讨论并确定以下问题:(1)远东局的组建:“中共中央应当选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工作。”(2)远东局总的工作性质:“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驻中国、日本和朝鲜代表团的身份作为集体机构领导这些国家共产[GongChan]党的政治、工会和组织活动。”(3)远东局的基本工作准则:吸收各国党的代表参加讨论党的问题,对于中国,“只限于根据中央向远东局所作的报告进行总的领导”。(4)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维经斯基作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代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志应定期报告中央的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20]

　　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和其他一些原因,“解决中国运动的问题自然占据着远东局整个工作的中心地位”。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执委会正式参加远东局,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则参加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中共中央执委会的代表。

　　远东局下设地区科,除同各国党进行联系外,还从事党建工作和帮助解决工会和青年问题。中国科的工作还有确定国共关系范围、收集和整理中共中央资料、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等任务。远东局的核心是其中的俄国代表团,其工作同远东局的活动是同时并行的。在远东局同中共中央举行的吸收党的地方代表和工会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俄国代表团成员讨论党的所有政策问题,听取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和通报,对重要文件作出修改,并为中共的会议起草决议。代表团成员还考察了广州、汉口、长沙等地的党组织。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关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的报告,批准远东局新的组成人员: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共产[GongChan]党、朝鲜共产[GongChan]党及日本共产[GongChan]党各派1名代表,并拟由列普赛任远东局书记。

　　4月9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驻中国代表团作出了解散远东局的决定[21]。

　　虽然远东局与另一位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华代表鲍罗廷之间、远东局与陈独秀之间、远东局内部始终存在着种种矛盾,但是,远东局在存在的一年时间里,还是取得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成效,如对三二〇事件进行新的分析、对广东局势进行全面的政治考察、就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指出“资产阶级倾向”有在中国得逞的危险,等等。而且,远东局同中共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其间,中共的许多重大决策是在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和最终决定的。正如远东局在其报告中总结的:“可以说,在党的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22]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再次改组机构,执委会下属的地区书记处由原来的11个减为8个,并成立了东方(地区)书记处。1929年3月至1931年夏和1932年底至1934年10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在上海恢复了远东局。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领导下,东方书记处和远东局共同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一)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ВосточныйсекретариатИККИ)(莫斯科,1927年底—1935.8)

　　1927年底,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成立东方(地区)书记处[23],领导人是库西宁。1928年3月,为了指导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成立军事委员会,选举别尔津为主席,米夫、布留赫尔、赫梅廖夫、马马耶夫、苏兆征、向忠发曾在该委员会工作。[24]

　　6月12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小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常设中国委员会。11月12日,米夫在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明,该委员会的任务是:“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以便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中国共产[GongChan]党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25]在不同时期参加中国委员会工作的人员有:米夫、阿尔诺特、瞿秋白、张国焘、黄平、邓中夏、罗登贤、王若飞、余飞等。

　　有关中国的一些问题,也在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决定。如1930年11月10日,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国焘和任命黄平为中共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代表的报告等事项。11月15日处务委员会会议又决定,批准黄平为中共驻东方书记处代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