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书记处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一样,下设地区科,还成立了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其主要领导成员有: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副代表明斯克尔、责任书记维经斯基和鲍得里茨基等。10月初,“根据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或更确切地说,根据舒米亚茨基同志的安排”,利金作为“在华工作全权代表”被派往中国。关于联络问题,据利金讲,按照远东书记处的方案,建立联系要集中在一个特别的联络站。但这仅仅是方案,而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远东书记处指派的联络员,由于种种情况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结果联络站的全部工作被简化为把电报译成密码和有时到电报局去发密电。实际上,同俄国的联系是通过全俄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进行的,同朝鲜和中国的联系是由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负责的,同日本的联系在利金在华期间中断了[7]。

　　远东书记处在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总结中指出:“远东书记处在远东国家开展这些工作完全依靠当地的人力和组织,而在那里根本没有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远东书记处存在的一年中,对中国工作的最大成果是:“将中国各个分散的共产[GongChan]主义组织组合成统一的共产[GongChan]党,以及建立了大量同从前落后的行会组织不同的中国无产阶级(新型工人阶级)的工会。”[8]

　　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远东书记处存在一年,到1922年2月,即远东各国共产[GongChan]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它作为已经完成在东方国家建立共产[GongChan]党和筹备、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任务的辅助机构被取消。

　　二、大革命时期

　　大革命时期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中国革命关系最密切的阶段。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加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决议,中国共产[GongChan]党从此成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一个支部,这标志着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中国共产[GongChan]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正式确立。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开始实行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略”。1922年初远东各国共产[GongChan]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东方工作的领导中心从伊尔库茨克转到莫斯科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1922年底,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成立东方部(后下设海参崴远东局),而后改组为远东(地区)书记处。1926年4月又在上海成立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局,就近直接领导中国革命。

　　(一)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东方部(Востотдел-Восточный　отдел　ИККИ)(莫斯科,1922.12—1926.3)

　　从1922年1月起,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书记处领导人处于待分配状态,只有舒米亚茨基、维经斯基几个人奉命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GongChan]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人员,由于群龙无首和缺少经费不得不中止工作。

　　远东各国共产[GongChan]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利金来到上海,但到1922年6月也不得不中止工作。东方工作的领导中心从伊尔库茨克转到莫斯科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以后,实际上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四大以前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9]1922年12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四大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决定成立东方部,萨法罗夫、拉荻克、拉斯科尔尼科夫等先后任东方部主任[10],维经斯基任副主任。东方部又被分成3个部分,即近东部、中东部和远东部。其中,远东部由3人组成:部长维经斯基、副部长斯列帕克和中国问题顾问考夫曼。该部的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编辑《远东通讯》,按名单寄给各国党的最高领导人;二是成立外文图书出版社,建立编辑室,出版科教刊物,开办“共产[GongChan]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图书室”。

　　1923年1月,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为在日本、朝鲜和中国开展运动的需要”,在海参崴成立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又称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海参崴局)。该局的任务是:“1.向这三个国家的共产[GongChan]党和工会提出建议;2.向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提供关于这些国家的运动形势和总的政治形势的情报;3.针对这些国家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制订决议;4.就出版工作和政治运动给予指示;5.建立日本与中国的紧密联系;6.把革命工会置于工会国际[GuoJi]的旗帜之下;7.监督这些国家的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11]

　　1923年1月11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颁发委任状:“根据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任命维经斯基同志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东方部海参崴远东局成员。”[12]为了把远东各共产[GongChan]主义组织的活动联合起来,并协调各地共产[GongChan]党、工会和共产[GongChan]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维经斯基建议让红色工会国际[GuoJi]和青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代表参加海参崴局的工作,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有威望有工作能力的共产[GongChan]主义工作机构,并计划设立一个三人委员会来领导该局工作(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红色工会国际[GuoJi]和青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各出一名代表),而全盘工作要由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代表来领导。除维经斯基之外,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任命马林和片山潜为该局成员[13]。但实际上不管片山潜还是马林,都从未在该局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