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3日和7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两次讨论关于东方书记处领导工作的问题,决定:由东方书记处三位副主任米夫、马季亚尔和萨发罗夫组成东方书记处领导委员会,集体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在日常工作中,米夫负责对东方书记处机关日常工作的总的领导,萨发罗夫负责中东和非洲黑人国家的问题,马季亚尔负责近东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问题,米夫负责远东的问题。而东方书记处扩大处务委员会“只作为咨询机构保留下来”。[27]1932年2月,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再次讨论东方书记处的领导问题,决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应由米夫、萨发罗夫和处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弗赖耶尔组成,批准弗赖耶尔在马季亚尔不在时为正式委员。“库西宁同志应像以前一样对东方地区书记处的工作实行总的领导”。[28]

　　中共六大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在实施恢复中共组织的计划方面,在组织苏联为中共培养干部方面,在分析党的领导层、中共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代表团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GongChan]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GongChan]主义大学的状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东方书记处的工作,1933年12月,时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的康生作了较高评价。他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在红军的斗争中、在反帝斗争中和在伪满洲的工作中帮助了中国党。东方地区书记处很少给中国党发长篇的决议,但经常发简短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给以帮助。”同时,他还指出东方书记处的一个“不足”,即:“中国党很少收入到关于国际[GuoJi]问题的材料。这里有国际[GuoJi]性质的困难,但东方地区书记处提供不够”。[29]

　　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工作到1935年七八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七大召开时结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活动的决议》要求,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要“把活动重心移向世界工人运动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针的制定”,同时“避免直接干预各共产[GongChan]党的内部组织事宜”。[30]会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采取具体措施,改变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的领导方式,停止召开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或执委扩大会,解散各区域书记处和区域局。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东方书记处随之取消。

　　10月2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机关结构的决议》,并于10月13日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获得批准。从该决议中可以看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书记处不再分成多个地区书记处,而改成由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书记处统一“研究单个国家共产[GongChan]党和工人运动的问题”。为此,书记处重新进行了分工。其中,季米特洛夫任总书记,同时“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该决议还列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书记处机关的组成人员”名单,其中的“季米特洛夫同志书记处”共12名工作人员,米夫任中国问题政治助理,杨松和郭绍棠任中国问题顾问,康生任秘书,“季米特洛夫同志直接与中共代表(康生同志)联系”。[31]

　　(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远东局(Дальбюро-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бюроИККИ)(上海,1929.3—1931.8)

　　从1928年春到1929年春,几乎有一年的时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没有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派驻正式代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国际[GuoJi]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阿尔布列赫特,以及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书记兼红色工会国际[GuoJi]代表乔治·哈迪实际担当这一角色。1929年初,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向联共(布)中央领导机构汇报了已选定的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人选,随后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局。该局包括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代表团),以及红色工会国际[GuoJi]和青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远东局在与中国共产[GongChan]党、工会和共青团保持联系的同时,也关注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共产[GongChan]党的问题。

　　1929年3月,上海远东局开始工作,成员有:雷利斯基(领导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驻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埃斯勒、红色工会国际[GuoJi]代表乔治·哈迪、青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马西。1930年3月至8月,雷利斯基去莫斯科期间,远东局的工作由埃斯勒主持。1930年7月29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雷利斯基、罗伯特斯(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盖利斯)为远东局成员[32]。

　　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二者关系的性质以及远东局对中共立场影响的角度来看,远东局从1929年到1931年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9年3月至12月。这一时期,远东局在恢复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中曾给予中共领导层一定的帮助,还积极参与中共中央各项决议,特别是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起草工作。第二个时期是1929年12月至1930年8月末。这一时期,远东局最大的贡献是向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汇报和肯定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第三个时期是1930年8月末至1931年8月。这一时期,远东局对中共的影响大为加强,尤其在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中共中央同远东局的关系更为密切。

　　1931年1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建议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GongChan]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与中国共产[GongChan]党领导机关建立密切联系并按照不同方向分配远东局一些成员的工作。”同时强调:“这些想法应该以东方书记处建议的形式转告远东局。”[33]但由于苏区、红军部队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严重隔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得到的消息有限,而且时断时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远东局只能监督苏区在政治上和干部问题上比较重大的决定,谈不上从上海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有效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