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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中国年鉴(3)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ShiQi]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苏联[SuLian]经济情况较好,这一时期[ShiQi]，勃列日涅夫对改革[GaiGe]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GaiGe]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ShiQi]，勃列日涅夫站稳了脚跟。
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GaiGe]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GaiGe]。其原因如下：
其一，改革[GaiGe]是在苏联[SuLian]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SuLian]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为：一是苏联[SuLian]已是一种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到了成熟的阶段；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处于即将完成的阶段；三是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SuLian]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GaiGe]，更不用说根本性改革[GaiGe]。
其二，改革[GaiGe]一开始就是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下进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说：“党一向把计划看成法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计划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工作。”
其三，改革[GaiGe]引起权力之争与利益调整，从而使不少改革[GaiGe]措施难以实施。从苏联[SuLian]最高领导层来说，害怕进行根本性改革[GaiGe]，害怕失去对全国经济、财政大权的控制。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关系来看，自改革[GaiGe]开始后，围绕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其四，行政官僚机构对改革[GaiGe]的阻碍作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官僚机构一直处于特权地位，这些机构的人员总是以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这些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而且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成为改革[GaiGe]的重要阻力。
其五，来自“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障碍。从经济理论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最起劲的；二是所有制理论。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是不允许触及的。并且，这个时期[ShiQi]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显然，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GaiGe]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当然是不允许改革[GaiGe]的。
其六，政治体制倒退，制约了经济改革[GaiGe]。这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个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时期[ShiQi]又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ShiQi]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出现了严重的干部老化现象。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联[SuLian]国内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从而使其对传统体制只是修修补补，缺乏改革[GaiGe]的坚决性，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GaiGe]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