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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摄影家翁乃强:1966年毛主席天安门彩照引轰动--国家史册
■1966年毛主席[ZhuXi]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到西南角挥手致意■摄影/翁乃强
■1976年10月翁乃强在天安门前拍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游行队伍■摄影/任诗吟
老摄影家翁乃强:在外宣的特殊岗位 拍难得的彩色照片[ZhaoPian]
◎口述/翁乃强
◎采访/本报记者 谭璐
■本期私人史主人公翁乃强
1936年7月1日 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1951年7月回国。1954-195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就读,1958-1963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吴作人工作室学习。1964-1990年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等职。期间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并因外宣工作这个[ZheGe]特殊岗位拍摄了很多[HenDuo]彩色照片[ZhaoPian],为那一段历史年代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
■一幅封存40年的“1966年毛主席[ZhuXi]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彩照引起轰动
我这张“1966年毛主席[ZhuXi]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ZhaoPian],好就好在拍到了群众跟领袖在同一个画面里出现。这张照片[ZhaoPian],现在有人拍卖、收藏,国外也有人收藏,有的关于中国的书还拿它当封面。
展览时,BBC采访我就问这张,说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彩色的“文革”照片[ZhaoPian],问我为什么没发表过?还问我:你知道吗这张照片[ZhaoPian]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韩国电视台也来问我,照片[ZhaoPian]怎么拍的?
我说我不知道,当时[DangShi]拍的时候只想拍好,只想把我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就很满足了。那时[NaShi]的年轻人都是很真诚地崇拜毛主席[ZhuXi],我也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对毛主席[ZhuXi]的崇敬到天安门去的,所以当我距离他不过百米的时候,我的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拍好。
毛主席[ZhuXi]接见红卫兵一共8次,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那回激动的人群涌上来,毛主席[ZhuXi]的车被围住,就走不了了。那天一大早,很多[HenDuo]红卫兵就到了,排着队,还有解放军,一个方阵一个方阵有组织的,后来[HouLai]毛主席[ZhuXi]坐着车检阅。我们[WoMen]就追着检阅的车拍,从天安门中间一直追到靠近北京饭店了,后来[HouLai]跑得我都感觉胃痉挛了,跑不动了,接不上气,就蹲下去了。
检阅之后才上城楼。后来[HouLai]经常出现的毛主席[ZhuXi]挥手的那张照片[ZhaoPian],就是那天吕相友在城楼上拍的。当时[DangShi]他在上面拍,我在下面拍。当时[DangShi]不可能上到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也只有中央组才能上到城楼里,杜修贤、吕相友他们专拍领导人的,才能上去呢。我们[WoMen]一般的记者,只能在天安门下边。作为摄影记者,要有预见性,估计到最后结束时,毛主席[ZhuXi]可能要走到这边来。我一看,就到西边最高的观礼台上,放好三脚架——我那天带了两个相机,一个是120的,在三脚架上架好,手上拿的是另一个莱卡M3,有个长镜头,准备随时抓拍。
下午,毛主席[ZhuXi]还没来,我就把三脚架架好,构图看好了:城墙的角是构图的中心,这里有城墙、下边有很多[HenDuo]群众,还有旗子,我把焦点对好,对到城墙的角上,测光也测好,就等着。等毛主席[ZhuXi]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用肉眼看,不再看取景器了,毛主席[ZhuXi]有了动作我就摁快门、过卷、摁快门、过卷。然后赶快换相机,拍完大的,又拍小的。
那时[NaShi]毛主席[ZhuXi]把帽子摘下来,喊:人民万岁!我就立刻摁快门,然后就往下面群众那儿看,抓拍群众激动的表情,一下子就拍了很多[HenDuo]。当时[DangShi]我就是希望尽量多拍,抢拍。
现在有人看了说,你这个[ZheGe]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啊,说天安门城楼西侧部分的形象酷似一艘巨型轮船,而毛主席[ZhuXi]恰巧站在船头,向人群挥手。
当时[DangShi]我根本不是这个[ZheGe]意思。哪里有?不可能!开玩笑!那时[NaShi],根本连这个[ZheGe]想法我都没有。
有人说我的照片[ZhaoPian]像油画,我学了9年油画,就是讲构图、色彩这些东西。我就想从取景上把这个[ZheGe]照片[ZhaoPian]拍得更好一点,表现内容更好一点。那么什么角度?中心应该放在哪儿?我学了9年美术就是学这个[ZheGe]嘛。你看,在这张照片[ZhaoPian]里,毛主席[ZhuXi]是在中心,下面还有群众的场景。巧的是,那时[NaShi]刚好蓝天上还有一抹斜着的云彩,让构图更完美,是老天也帮忙成全,天时地利人和。当时[DangShi]拍下来我很激动。
当年我们[WoMen]杂志没有发表,是因为那时[NaShi]发表这类的照片[ZhaoPian]要拿到中央审查的。所以我们[WoMen]《人民中国》要提前三个月发稿——还得考虑到杂志送到日本是要坐船去的,那就来不及啊,就用新华社审过的照片[ZhaoPian],所以当时[DangShi]大量用的都是这样统一发稿的照片[ZhaoPian]。我们[WoMen]自己拍的就一直放着,直到我退休后没事儿了,才慢慢整理过去的胶卷。我那时[NaShi]的想法就是留下一些资料。现在看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当时[DangShi]彩色片很少,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现在也有人看了这些彩色片子很惊讶:那时[NaShi]候就有彩色片了?不是后来[HouLai]处理的?这哪儿可能?因为我们[WoMen]是对外宣传的,当时[DangShi]周总理和廖承志都很重视《人民中国》,我们[WoMen]是用外汇进口的彩色胶卷。那时[NaShi]候外面没有冲洗彩色片的地方,拍完以后都是自己在暗房冲。那时[NaShi]我们[WoMen]用的E3胶卷,进口胶卷的同时就买它的套药,然后自己手工冲洗:六个瓶子摆开,还要用温度计量,看温度正负不能相差多少,再一个一个地倒,都是精心地冲,非常认真。
■历经艰险,回国后到天安门一看,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我的祖籍是福建龙岩的穷山区,我父亲翁福林年轻的时候流落到印尼去谋生,后来[HouLai]他和一位印尼的年轻画家李曼峰合伙开了一间照相馆,一个广告公司。父亲专门经销新中国的书籍,发行新中国的影片,为在海外宣传新中国做出了贡献。李曼峰后来[HouLai]被苏加诺总统聘为总统府顾问画师,他是我的义父。
我是1936年出生的,1942年家里起了一个很大的变故,日本南侵占领了印尼,不久我父亲被抓到集中营去了,我家也被封了。我母亲和我们[WoMen]被赶到街上去。因为那时[NaShi]南洋很多[HenDuo]华侨往国内捐款,买枪炮,抗日。后来[HouLai]这些人被出卖了,日本人来了就把他们抓进集中营。
也因为这一事件,日本投降后,华侨社会也出现分化。我父亲出狱后思想变化很大,他就搞了一个华侨报《生活报》,编辑部、印刷厂都在我家。那时[NaShi]我是十来岁的小孩,受家庭的影响,就喜欢画画、摄影,报社有个摄影记者周昌平,我父亲去新加坡时给我买了一个蔡司相机,我就拿它跟周先生学拍照。
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多[HenDuo]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侨青年学生要求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形成一个回国潮。我爸我妈把我们[WoMen]兄弟几个都送回国了,我大哥是1949年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参加青训班,去搞土改了;我二哥是1950年回来的,回来他就参军,抗美援朝去了。
我是1951年回来的,那时[NaShi]我14岁,和我坐一条船回国的华侨学生很多[HenDuo],就我小学毕业,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在船上听到了广播,美国已经到鸭绿江了,我们[WoMen]要抗美援朝,船上的青年全都捐款捐物,把随身带的药——印尼产的金鸡纳霜,每人都带着几瓶,全都捐了。我把我姥姥给我的金戒指——她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回国前她给我做纪念的,也都捐了,船上的青年都这样。我们[WoMen]还想呢,回来可以参军去抗美援朝。
那时[NaShi]很多[HenDuo]国家对我国是封锁的,我们[WoMen]的船到了新加坡不能靠岸,到香港也不能靠岸,就一直在公海,后来[HouLai]是国内派了船到公海去接我们[WoMen]。我们[WoMen]沿着珠江进来,那时[NaShi]刚解放,情况也比较复杂,船上的窗帘都要拉下来,不让往外看。我们[WoMen]突然听到外边敲锣打鼓了,船到了广州的码头,岸上有很多[HenDuo]人欢迎我们[WoMen]。当时[DangShi]征求我们[WoMen]的意见,在广州留下,还是到别的地方去,那时[NaShi]我就要求到首都北京。到天安门一看,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毛主席[ZhuXi]就是在这儿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考上了25中。刚回来时生活不习惯,老师们对我非常关照,那时[NaShi]我住校,辅导员周学瑾老师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让我给学校出壁报。初中毕业时,国棉二厂招工,我想报名。周老师说,你爸爸妈妈在海外,你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要当工人,我看啊,你是喜欢美术的,考美院附中吧。我就听他的了。
我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第二届的学生,受到严格的正规美术教育。那时[NaShi]苏联的教学对我们[WoMen]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WoMen]受到了老师的影响,还受看到的一些作品的熏陶,很喜欢现实主义的画,感觉艺术应该反映生活,应该反映时代,而且是这个[ZheGe]时代大的变革,人民的大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