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LuXun]题赠郁达夫[YuDaFu]
　　

郁达夫[YuDaFu]题赠鲁迅[LuXun]

　　新时期以来，每当出现无端贬损鲁迅[LuXun]的文化现象，或者让鲁迅[LuXun]作品在现行教材中“大撤退”，维护鲁迅[LuXun]的人们就习惯于援引一段名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段文字出自郁达夫[YuDaFu]的《怀鲁迅[LuXun]》一文，原载1936年11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第7卷第5号。

曹丕《典论·论文》中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一极具普遍性的现象并不适合于鲁迅[LuXun]和郁达夫[YuDaFu]。1932年，日本增田涉负责选编《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原选收《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笑林广记》及民间文学作品共八篇，近代作品只收了鲁迅[LuXun]的《阿Q正传》。鲁迅[LuXun]在同年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建议增补郁达夫[YuDaFu]的小说《二诗人》，以及张天翼的《轻松的恋爱故事》。为了帮助增田涉译好郁达夫[YuDaFu]作品，鲁迅[LuXun]不仅寄去了《郁达夫[YuDaFu]全集》第6卷，而且耐心为增田涉进行讲解。比如《二诗人》中有一些外国人难懂的专有名词，如“滴笃班”、“亭子间”、“中南小票”、“角子”、“细钿”、“臭豆腐”、“结拜兄弟”、“油炸馄饨”、“三鞭壮阳酒”，译者都感到难以理解；还有一些中文的日常用语，如“搁起了腿”，“急得什么似的”，“痴不像痴傻不像傻”，译者也不能准确把握其含义。鲁迅[LuXun]为了给增田涉释疑解惑，不但用中日两国文字耐心说明；而且还在有些词语旁边手绘了图示，以加强直观性。1934年，美国伊罗生提议编译一本英文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委托鲁迅[LuXun]和茅盾提供选目并撰写简介。鲁迅[LuXun]认为这是一部显示中国“文学革命”实绩的作品集，译介到西方很有意义，便又推荐了郁达夫[YuDaFu]的小说《迟桂花》——这篇诗意盎然、意境幽远的小说，是郁达夫[YuDaFu]小说中技巧最为圆熟之作。1936年4、5月间，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鲁迅[LuXun]，问到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作者是谁？鲁迅[LuXun]提供了八个人名，其中就有郁达夫[YuDaFu]。

对于鲁迅[LuXun]的作品，郁达夫[YuDaFu]更为推崇。早在1928年8月16日，郁达夫[YuDaFu]就在《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9号发表了《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鉴于国民党刊物《青年战士》对鲁迅[LuXun]等革命作家进行攻击，郁达夫[YuDaFu]明确指出:“至于我对鲁迅[LuXun]哩，也是无恩无怨，不过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不会变的。”1933年1月，针对有人(包括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人士)攻击、否定鲁迅[LuXun]的小说，郁达夫[YuDaFu]写了一首七绝《赠鲁迅[LuXun]先生》:“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对于鲁迅[LuXun]、许广平的《两地书》，郁达夫[YuDaFu]认为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对于鲁迅[LuXun]的杂文，郁达夫[YuDaFu]的评价是“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对于鲁迅[LuXun]思想，郁达夫[YuDaFu]也有一番十分精辟的论述:“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即使对鲁迅[LuXun]并未完成的历史小说《杨贵妃》，郁达夫[YuDaFu]也认为其构想“妙不可言”，如果写出，一定会在小说界辟一新生面。1936年12月郁达夫[YuDaFu]访问台湾，在跟文学青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阿Q正传》一定会流传后世”。1939年初，郁达夫[YuDaFu]赴南洋编辑《星洲日报》副刊，经常撰写和登载弘扬鲁迅[LuXun]业绩的文字。但是，他并不赞成仅仅在文体和文风上机械模仿鲁迅[LuXun]，而主张继承和发扬鲁迅[LuXun]的爱国热忱。

正是在这种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鲁迅[LuXun]与郁达夫[YuDaFu]在创作上有过成功的配合。1928年8月8日，《申报》刊登了《咖啡座·上海咖啡》一文，作者署名“慎之”，说上海有一家“革命咖啡店”，是文艺界名人理想的乐园，出入者有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也有鲁迅[LuXun]和郁达夫[YuDaFu]，他们在那里或高谈，或沉思。郁达夫[YuDaFu]读后撰写了《革命广告》一文予以批驳。因为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家不但在文章中把鲁迅[LuXun]说成是“的确不行了”的“老头子”，并且滥用“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等新名词，所以郁达夫[YuDaFu]用讽刺笔调写道，“因为‘老’，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不革命的老人鲁迅[LuXun]”是不会迈进“革命咖啡店”的。郁达夫[YuDaFu]还援引了鲁迅[LuXun]挖苦这类肤浅的“革命文学家”的话:“你若要进去，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更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YuDaFu]说自己也是“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有”的只是“有闲”，“有闲”，失业的“有闲”，乃至第几千几×的“有闲”。凡熟悉“革命文学论争”的读者都会知道，“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是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讽刺鲁迅[LuXun]的用词，鲁迅[LuXun]曾选编《三闲集》一书予以反击。成仿吾跟郁达夫[YuDaFu]同为创造社的发起人，早在1918年就结下了深厚的文字因缘。但在这场论争中，郁达夫[YuDaFu]却坚定地站在了鲁迅[LuXun]一边。鲁迅[LuXun]也写了一篇回击“慎之”的杂文《革命咖啡店》，跟郁达夫[YuDaFu]的《革命广告》一文堪称双璧。在跟梁实秋的论争过程中，鲁迅[LuXun]跟郁达夫[YuDaFu]的配合显得更为默契。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发表之后，鲁迅[LuXun]撰写了批驳文章《卢梭与胃口》、《头》。郁达夫[YuDaFu]的批驳文章写得更多，如《卢梭传》、《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关于卢梭》，以致遭到了梁实秋的人身攻击。

鲁迅[LuXun]与郁达夫[YuDaFu]的成功合作，更突出表现于合编文学月刊《奔流》。该刊1928年6月20日创刊，1929年12月20日停刊，共出15期。这是一份侧重翻译介绍外国革命文艺作品和理论的刊物，编辑意图是想“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郁达夫[YuDaFu]《回忆鲁迅[LuXun]》)。郁达夫[YuDaFu]在该刊共发表译文及答读者问十二篇(其中小说《幸福的摆》分上、下篇)，几乎每期目录页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其中重要的译文有《伊勃生论》、《托尔斯泰回忆录杂记》等。鲁迅[LuXun]对郁达夫[YuDaFu]的观点和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如郁达夫[YuDaFu]认为德国作家鲁道夫·林道的《幸福的摆》有世界主义和厌世主义倾向，鲁迅[LuXun]在《〈奔流〉编校后记·二》中指出，“这是极确凿的”。郁达夫[YuDaFu]翻译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刊登时，鲁迅[LuXun]在“编校后记”中更予以高度评价。对于鲁迅[LuXun]为《奔流》付出的艰辛劳动，郁达夫[YuDaFu]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坦率承认:《奔流》名义上是他跟鲁迅[LuXun]合编的刊物，但约稿，校对，寄发稿酬……这些琐事都是鲁迅[LuXun]一人出的力。

鲁迅[LuXun]和郁达夫[YuDaFu]在美术领域也有过合作的范例。1933年秋，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先生约请鲁迅[LuXun]、郁达夫[YuDaFu]译介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木刻。鲁迅[LuXun]译介了《一个人的受难》，郁达夫[YuDaFu]译介了《我的忏悔》。麦绥莱勒十分感动地说:“这是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对我艺术的支持。”不过也有一些合作计划未能实现。比如，1924年，鲁迅[LuXun]建议跟郁达夫[YuDaFu]合编一部小说选，专收各地定期刊物发表的新人新作。后来，郁达夫[YuDaFu]去武昌执教，鲁迅[LuXun]南下厦门，“大家走散了”，这项计划遂成泡影。又如，1930年4月20日，鲁迅[LuXun]致函郁达夫[YuDaFu]，建议合译《高尔基全集》，每人翻译两本，后来因为鲁迅[LuXun]“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工夫，达夫似乎也不宽裕”(1929年11月8日致章廷谦)，这项计划又未实现。

在谈到鲁、郁之间的合作和友情时，读者自然还会想到跟郁达夫[YuDaFu]有关的那几首鲁迅[LuXun]旧体诗，如五绝《无题》(“烟水寻常事”)、七绝《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七律《自嘲》、七绝《答客诮》等，其中关系最为直接的是鲁迅[LuXun]那首著名的七律《阻郁达夫[YuDaFu]移家杭州》。原作无题，高疆先生在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第8期发表《今人诗话》时添加了此题。杨霁云先生辑录《集外集》时又加以沿用。因为《集外集》出版之前鲁迅[LuXun]曾经过目并撰写“序言”，所以研究者据此认为这个题目是经过鲁迅[LuXun]审定的。记得我初读《今人诗话》时有一种直觉，感到署名“高疆”者是一位跟郁达夫[YuDaFu]和周氏兄弟交情都不浅的人，嗜好抽烟，文笔“幽默”，怀疑就是该刊主编林语堂的化名，但至今并无确证，不排除有妄测的可能。

这个诗题带来了一个疑问:鲁迅[LuXun]为郁达夫[YuDaFu]当时的妻子王映霞书写此诗是1933年12月30日，而郁、王二人移居杭州是在此前的八个月，即当年的4月25日。有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诗题的合理性:既成事实，再“阻”何用？我认为，这是对“阻”字的狭隘理解。通观全诗，鲁迅[LuXun]是认为杭州当时的生存环境跟吴越王钱镠的时代一样黑暗，根本不适合进步文化人居留。他对郁达夫[YuDaFu]既可劝阻于前，也可劝阻于后；更何况在1936年春“风雨茅庐”建成之前，郁达夫[YuDaFu]常奔波于沪杭两地。郁达夫[YuDaFu]回忆，他因不听鲁迅[LuXun]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由这句话推测，鲁迅[LuXun]有可能言谏于前，诗谏于后；也可能先有诗作，后书条幅。总之，这些都无妨于对本诗主旨的把握，似不必深究。

对诗中“何似举家游旷远”一句中“旷远”一词的理解，研究者也有分歧:张向天在《鲁迅[LuXun]旧诗笺注》中解释为“天高皇帝远的上海租界”，陈梦韶在一篇诠释文章中解释为“遥远的解放区”(《文史哲》1978年第3期)，还有人解释为“广阔的革命斗争”；更有一位研究者说，这暗示鲁迅[LuXun]希望郁达夫[YuDaFu]“举家去苏联游历一次”(《试谈鲁迅[LuXun]赠郁达夫[YuDaFu]的两首诗》，载《语文教学研究》1979年第4期)。其实，“旷远”就是杭州之外的其它广阔遥远之地；意即逃脱了政治高压，郁达夫[YuDaFu]才能有所作为。但这个“旷远”究竟在哪里，鲁迅[LuXun]心中并没有实指。鲁迅[LuXun]曾说，他规劝老朋友林语堂不要一味玩幽默，但“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同样，鲁迅[LuXun]也决不可能给郁达夫[YuDaFu]出难题，让他去苏联或解放区。

《阻郁达夫[YuDaFu]移家杭州》一诗还涉及郁达夫[YuDaFu]的家庭变故问题。据郁达夫[YuDaFu]说，变故的原因是妻子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最近出版的一些郁达夫[YuDaFu]传记中更以一位诗人晚年毫不可信的回忆为依据，说王映霞跟国民党头子戴笠也有私情。但据王映霞生前多次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审问她时，她的回答也是“没有就是没有”。1990年冬我在台湾碰到应胡建中之邀出访台湾的王映霞和她的女儿钟加丽。有一次，陈立夫约见王映霞母女，谈及当年郁达夫[YuDaFu]要求《大风》旬刊总编辑陆丹林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通信分寄蒋介石、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党国要人。蒋介石将这些信函交陈立夫处理。陈读完之后的印象是内容一般，并不是情书。王映霞还说，她认识戴笠也是通过郁达夫[YuDaFu]的关系。王映霞从新加坡返回重庆之后戴笠为她介绍了短期工作，并给她介绍了对象，并无同居或赠送别墅之事。这是《阻郁达夫[YuDaFu]移家杭州》的一段插曲，可录以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