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后的形势开始逆转。第200师野战医院中校院长李颖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由于中英、中美间的矛盾，指挥上的混乱。局势出现了危急。异国作战，远征[YuanZheng]军粮食、弹药有限，没有[MeiYou]向导，没有[MeiYou]缅甸[MianDian]地图和盟军配合，久战不利。”

　　与日军激战12天后，第200师奉命回撤。台湾官方资料《抗日战史》记载，第200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2343人。

　　目前生活在云南大理的贵州籍老兵王兆祥告诉《瞭望东方[DongFang]周刊[ZhouKan]》，当时他在第200师军需处，负责管放黄牛和山羊，同古激战到最后时刻，战局对第200师已极为不利，有全师覆灭的危险，“副师长[ShiChang]高举人(音)和一个姓苏的参谋长大声嚎哭。”

　　“撤退时，我见过戴师长[ShiChang]一次，看起来非常疲倦，脚肿得不成样子，连皮鞋都胀了起来。”老兵李希刚说。

　　同古战役开始时，国内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战况，戴安澜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到3月底撤退时，再也没有[MeiYou]见一个字的报道。

　　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具倒在路旁的尸体

　　贵州省普安县三板桥小学退休教师施仲珍，曾是第200师的文艺兵，她的丈夫杨致道则是第200师政治部一科中校科长。

　　1942年3月18日，部队同日军正式交火。施仲珍的任务，主要是张贴抗日标语、帮助士兵写家书，以及参与护理伤员。之后不久，师政治部下令宣传队和部分伤员乘火车先撤回国。没想到，火车开出后不久，因缅奸破坏，脱节的十几节车厢在惯性的作用下挤成一堆。

　　“我和丈夫坐在后面的车厢里，只是受了些皮肉伤。我的衣服全撕破了，无奈之下，我脱下一位遇难战友的衣服穿上。”施仲珍向《望东方[DongFang]周刊[ZhouKan]》回忆说，之后他们和一群伤兵边走边寻找大部队，“因为好几天没有[MeiYou]吃东西，我饿昏在路旁，有士兵给我喝了半碗米汤，才醒过来”

　　有一天晚上，日本兵摸进施仲珍藏身的寺庙里，打死了穿着军装的10多名伤兵。因为施仲珍夫妇穿着民族服装，躲过一劫。后来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两人，让他们把伤兵的尸体拖到悬崖边推下去，又让夫妻俩为他们烧火煮饭。借着找柴之机，夫妇两人从庙门旁的一条夹缝逃了出去。

　　施仲珍仍然能说出许多当年一起出征的姐妹：张秋、冯玉珍、曾庆茹“但是没有[MeiYou]几个活着回来的。”

　　第200师第599团第3营第9连的黄志超排长回忆，当初到达缅甸[MianDian]时，在各大火车站，侨胞们手拿小旗，满面笑容地拥挤在月台两旁，对来自祖国的军队表示亲切慰问。第200师回撤后，于4月23日到达棠吉外围，翌日便与日军展开激战。但在25日晚又接到撤退命令，坏消息也一个接一个传来，曼德勒失守，腊戍告急，“第200师从棠吉大撤退，标志着中国[ZhongGuo]远征[YuanZheng]军总崩溃的开始。”

　　幸存老兵王兆祥回忆，在棠吉，4月25日晚，师长[ShiChang]戴安澜曾满怀信心地向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致电：明天早上8点钟，要在棠吉缴日本人的枪，要活埋日本人，要给同古前线阵亡的将士报仇。但接到的回电却是：中央来电，情况火急，日军已抵达怒江惠通桥，中央命令必须在早上7点前全部退出战场。

　　“特别是跟随回国的侨胞，因传染病而死亡的更超过部队，在行进的道路两旁，每隔三五十公尺就有一个倒在路旁的尸体，回忆入缅时华侨欢迎的盛况，无不感到万分惭愧。路途中病死和因病而丢掉的士兵，超过战场伤亡的两倍。”黄志超在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驻扎在滇西的第69兵站医院院长高生厚向《瞭望东方[DongFang]周刊[ZhouKan]》回忆，他的医院就收容了许多败退的第200师官兵，他从来没有[MeiYou]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蓬头垢面、衣裳褴褛，一些士兵见了吃的，狼吞虎咽，结果被胀死。由于控制饮食，他们就去田地里抓田鼠吃，抓到田鼠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

　　郑庭笈称，突围战中，给养困难，路途艰险，官兵90%患了疟疾，第598团第8连，有一天竟有8名战士死亡，“出国时全师官兵有一万人左右，回国后，只剩下约4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