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泾波是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秘书，由于身份特殊，关于他的资料和研究极少，对傅泾波的评价也隐没在对司徒雷登的历史评价之中。然而，正是在傅泾波的协助下，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建成中国一流大学。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之间也成就一段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感情。

　　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这样描述傅泾波：“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他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雷登。”

　　思想摇摆的青年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作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熟识的傅瑞卿。

　　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有机会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

　　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这次与司徒初聚，竟成了我父亲的人生里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的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

　　当时的傅泾波只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

　　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而傅泾波和当时被视为激进派的李大钊的来往，则让他的父亲感到担忧，为此还专门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

　　不过傅泾波的交往远远不只如此，留法派先驱李石曾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宣扬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

　　事后，傅泾波这样回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

　　追随司徒雷登效力燕京大学

　　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

　　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有时司徒的母亲和妻子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关于工作或者是生活琐事，司徒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是那样符合基督的教导，就好像专门阐释基督教义一般。这种言传身教无疑给了傅泾波巨大的影响。

　　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地生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