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很快司徒雷登就发现：“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没有办法，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

　　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

　　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

　　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

　　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

　　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也不知道怎样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

　　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

　　自此，傅泾波作为司徒雷登校长秘书的生活开始了。

　　傅泾波对司徒雷登影响深远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入职燕京大学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

　　傅泾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好定论，不过这个过程与傅泾波关联甚深则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傅泾波的身份颇为尴尬：他从来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职员，与其说他在为燕京大学工作，倒不如说他在为司徒雷登工作更为贴切。这大概也是关于他资料甚少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期还不算大，虽然“司徒雷登早就了解燕大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对傅抱有成见，不欢迎他介入燕大的事务”，但是由于司徒雷登在燕大的位置和威望，傅泾波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到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则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

　　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