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40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比54岁的王佩英还小了16岁。

　　屠岸自述中说，1958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岸写道，1932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年，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韩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