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植根于爱的”。在鲁迅五十六岁的短暂生命中，有十八年曾在讲台上度过。教书，并不是鲁迅职业生涯的首选，却是他投入社会，花费精力较多的首个职业，作为家中长子，“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我在经济上的帮助”，他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于一九○九年夏回国执教。

　　但鲁迅并不单纯把教书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是用作改造国民性，教育青少年的重要补充。他上课，倾尽心血，敢于创新，摒弃旧教育体系的迂腐和糟粕，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革，逐渐摸索出学生爱听易学的周氏教学法，至今仍有一定借鉴作用。

　　初涉讲台，他便遇上难题：生理课生殖系统如何讲？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中，性教育始终是讳莫如深的。时至今日，仍被一些教师视为畏途，其实早在百年前就被鲁迅迎刃而解了。这位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的新教员，认为性在教学中是回避不了的课题，因而淡定自如，坦然大方地讲。但课前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不许笑。为了避免尴尬，他的讲义引用了许多古语，并以文字符号作图：以“也”字表示女性生殖器，用“了”字表示男性生殖器，还用繁写的绞丝旁(缺下面两点)代替精子。课上得巧妙成功，这位青年园丁的才智胆识尽显，以至未听到课的学生纷纷向他要讲义。讲义虽简，看得出鲁迅备课是动足了脑筋，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鲁迅教书是流过血的。还是在杭州师范，一次上化学课他忘带火柴，返回去拿时嘱咐学生勿动易燃气瓶，免得混入空气发生爆炸。等他取回火柴一点火，气瓶居然炸碎，鲁迅手上的血染红了衣袖。再看教室前两排座位空着，显然，这是个别调皮学生的“恶作剧”。在师道尊严的年代，作弄老师是大逆不道的，但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对学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招来过头的玩笑，故而一些友人认为鲁迅被弟子“欺侮”了。

　　与幼时受过的私塾教育不同，鲁迅乐于把课堂搬到自然和社会。他在绍兴中学堂担任教务长，兼教植物学等课程，带学生远足，零距离讲解植物，教学生认识自然，课上得活泼生动。他还随身背着从东瀛带回的绿色标本箱和“洋桑剪”，沿途见到一些植物，就剪下放进标本箱内，告诉学生是回校作标本用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这种寓教于乐的野外教学方法，在绍兴，他是第一人。

　　他反对学生读死书，“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辛亥革命时，他已受聘当了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武装演说”，参加推翻封建帝制的活动。有的学生担心会遇到当局的阻挠，鲁迅就激发他：“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结果士气大振，市民以为革命军来了，欢欣鼓舞，封建势力闻风丧胆，游行队伍无人敢挡，学校的社会活动初战告捷。

　　旧时教员上课，长衫整洁，举止斯文，处处体现出为人师表的规范来，鲁迅大致也是这样做的。但鲁迅追求的是“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所以有时会“不拘小节”。他在北大讲《苦闷的象征》，学生们惊奇地发现，周先生右耳夹根铅笔，像个木匠，有些滑稽。讲课间他不时把铅笔取下，在讲义上划着，告诉学生跟着划写，又夹上。直到下课离开，忘记把笔取下。原来，笔是改讲义上的错字用的，由于讲义印得仓促，未及校对，多有错字，他发现及时更正，免得误人子弟。从中可看出鲁迅对教学的严谨和投入。由于鲁迅的学识和认真，他的“粉丝”特别多，听鲁迅讲课，成为北平几所大学学生的一大幸事。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带有绍兴口音的国语讲得稍慢，便于北方的学生听懂。他旁引博证，深入浅出，见解独到，有时还在黑板画图，甚至辅以夸张的肢体语言，风趣幽默，学生听得如痴如醉。不仅教室，走廊、窗外满是旁听的学生，不得已，有几次另择场地进行。

　　鲁迅鼓励学生博学，有选择地读中国古籍(免受封建影响)，多读外国文艺作品，多浏览科学书籍，还应懂得一门外语，对读书持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并身体力行营造教学环境。一九二三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他挤出时间，应邀为世界语学校授课。由于学校经费紧张，鲁迅讲课没有酬劳，每月仅付给二十元车马费，他却不肯收。不是嫌钱少，他说：“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义务为学校教了几年书。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鲁迅甘做草肥和泥土，为青年学生的成长呕心沥血，无私相助，源于其人生追求和对教书育人的爱。他师德高尚，桃李满园，让我们认识了作家鲁迅之外的教师鲁迅。(霍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