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GuoMinDang]的全力动员、组织和控制之下，各县市的选举[XuanJu]顺利完成。投票是分期举行的，以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第一期自花莲县开始，试点成功，又扩大到第二期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8个县市。至1951年1月28日云林等县市选举[XuanJu]完毕，台湾[TaiWan]省第一届县市议员选举[XuanJu]宣告结束，共选出县市议员814人，组成各县市议会。继议员选举[XuanJu]开始之后，各县市长的选举[XuanJu]也分两期展开，第一期包括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和澎湖四个县市，于8月12日开始，随后，其他各县市长选举[XuanJu]也陆续举办。至7月29日，全省21个县市长均民选产生，全省平均投票率为70％，有的地方高达90％以上。《联合报》，1955年10月25日。与此同时，各基层的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也由民众选举[XuanJu]产生。选举[XuanJu]的结果自然是国民党[GuoMinDang]占据了各级议会及行政职位的绝大多数。但国民党[GuoMinDang]为确保对当选议员控制，在台湾[TaiWan]省各县市议员选举[XuanJu]完毕后，于1951年9月下旬召集各县市议员举行为期6天的研讨会，向其灌输三民主义的理论，学习蒋介石[JiangJieShi]的有关讲话，以使其成为“符合标准”的议员。蒋介石[JiangJieShi]亲自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向议员们训话，以对国民党[GuoMinDang]员的要求来要求议员们：

　　大家能够至公至正，必信必忠，来领导一般党员和非党群众，这就要求大家能在品德上、学问上、能力上求其充实进步，增益其所不能。在生活、工作上能够刻苦自励，为民服务，为民除害，接近群众，深入群众，而后才能领导群众，实行三民主义。《对台湾[TaiWan]省各县市议员同志训话》，《蒋总统集》第2册，第1805页。

　　在县市议会组成之后，台湾[TaiWan]当局又开始推动省议会的选举[XuanJu]工作。1951年9月11日，蒋介石[JiangJieShi]批准了《台湾[TaiWan]省临时议会组织规程》和《台湾[TaiWan]省临时议会议员选举[XuanJu]罢免办法》，并指示“行政院”：“从速准备选举[XuanJu]，早日成立省临时议会。”10月21日，蒋介石[JiangJieShi]又电示“行政院长”陈诚，要求总结县市议员选举[XuanJu]的经验教训：“亟应针对以前各次选举[XuanJu]经过事实，缜密检讨，妥拟办法，严格执行，务使竞选人员群循正常途径，不致有浪费行贿，或其他舞弊情事……并派公正人士，分赴各地监督执行，不得稍有疏纵。”《中央日报》，1951年10月21日。根据这一要求，“行政院”派张道藩等人分赴各地监选。11月18日，台湾[TaiWan]省临时议员55人全部选举[XuanJu]产生，12月12日，台湾[TaiWan]省临时议会正式成立。

　　至此，台湾[TaiWan]省“地方自治”实施遂告完成，国民党[GuoMinDang]的新闻媒介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创举，“象征着自由中国的人民向着民主的大道迈进”。蒋介石[JiangJieShi]也不无兴奋地声称，实施地方自治，“使大家在政治上获得了真正的民主，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并且还写下了全国首先举办地方自治，普行选举[XuanJu]的新页”《对台湾[TaiWan]省各县市议员同志训话》，《蒋总统集》第2册，第1805页。然而，无论是选举[XuanJu]过程，还是选举[XuanJu]结果，都是国民党[GuoMinDang]一手导演的政治戏，形式重于内容，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实际意义。

　　国民党[GuoMinDang]在台湾[TaiWan]推行“地方自治”，基本上是客观形势压力下的被动行为。当时的情况下它是不愿也不敢实施地方自治的。国民党[GuoMinDang]退台后，台湾[TaiWan]省成为维持其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军队的惟一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源，如果一旦实施彻底自治，国民党[GuoMinDang]对台湾[TaiWan]的控制便因此大大削弱，那时，“中央政权”将被架空，其处境将益加困窘。基于此考虑，国民党[GuoMinDang]尽力控制“地方自治”的过程与规模。它制定的各种法规措施，均对自己的候选人有利，如规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限于公办选举[XuanJu]制度下，只能参加选举[XuanJu]事务所举办的在学校、社团或广播电台及其他公共场所举行的“政见会”；而非国民党[GuoMinDang]候选人的竞选机会大受限制，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实际上一手包办了选举[XuanJu]事务。国民党[GuoMinDang]还牢牢控制着选举[XuanJu]监察部门，以选举[XuanJu]监察委员会为例，按规定该委员会由参选的党派、团体各推选一代表组成，实际上除民社党和青年党各出一委员外，其他委员虽出自不同团体，但皆出自国民党[GuoMinDang]。此后，该委员会人数虽在不断增加，但所增者仍系国民党[GuoMinDang]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向对国民党[GuoMinDang]顺从的民、青两党，于1957年愤而宣布从此不再提名候选人参加选举[XuanJu]。《国民党[GuoMinDang]在台湾[TaiWan]》，第87页。

　　国民党[GuoMinDang]有时不得不靠舞弊手段来保证本党候选人当选。要么换票，要么毁票，要么重复投票，以增加“自己人”的票数，减少对手的票数。个别情况下甚至动用非常手段来为国民党[GuoMinDang]候选人“助选”。1952年底，第二届县市议员选举[XuanJu]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蒋经国突然以检查户口为名进行大规模搜捕，1000多名非国民党[GuoMinDang]人士的活跃分子被捕，《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25页。基隆市的两位市议员也被收押，原因是他们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GuoMinDang]提名的议长一票，而且是蒋介石[JiangJieShi]亲自下手令逮捕的。《蒋经国传》，第214页。

　　国民党[GuoMinDang]将“地方自治”的范围局限于县市，台湾[TaiWan]省主席须由“中央政府”任命，省政府委员也须“中央政府”认可，而不是直接民选。省政府主席只对“行政院”负责，而不必对省议会负责。后来，又将台北、高雄两个重要城市升格为“行政院辖市”，市长由“中央政府”指派，“地方自治”的范围更加缩小。即便是民选出来的县市长或议员，也须听命于国民党[GuoMinDang]政权，或为傀儡，或为“橡皮图章”式的表决机器。前文所述国民党[GuoMinDang]将当选议员组织起来听蒋介石[JiangJieShi]训话即为一例。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们不但不能以民意为己意，不尽心竭力为民请命，反而要俯首听命于“领袖”。1955年10月25日在庆祝台湾[TaiWan]光复10周年之际，台湾[TaiWan]省议会议长黄朝琴便率全省21个县市议会议长，向蒋介石[JiangJieShi]呈递效忠志愿书，表示要效忠蒋介石[JiangJieShi]，听从其指挥。《联合报》，1955年10月25日。

　　这种“地方自治”，在实质上与孙中山倡导的“地方自治”相去甚远，因而当时即受到置疑。《联合报》社论批评说：对选举[XuanJu]结果，普遍的表示未能令人满意，由于对候选人资格的无限制，使有钱有势成为当选的主要条件；而无钱无势，有实际才能和服务精神的，就根本没有资格竞选。像本省农工大众中所占比例甚大，而真正由农工中选出来的议员则绝无仅有，这就存在“使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成为一种新的'特权政治'的危险”。而且选举[XuanJu]过程中，“地下活动花式繁多，宣传投票无孔不入”，诸如教师动员学生家长、老板动员职员等情况比比皆是；若干选举[XuanJu]纠纷“可以说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形成诸多困惑现象。《联合报》，1952年11月28日。号称“民主先生”的胡适在考察了各地选举[XuanJu]情况后，也批评说：候选人太多，难代表多数民意，选举[XuanJu]法规限制太多、太繁、不够扼要，对之“甚不以为然”。《联合报》，1952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