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RiBen]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LiangQiChao]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

　　　　梁启超[LiangQiChao]却没有[MeiYou]丝毫成见，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善如流，赞成革命[GeMing]，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当时，孙中山的声望无法同梁启超[LiangQiChao]相比，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RiBen]重臣都是由梁启超[LiangQiChao]介绍给孙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为被日本[RiBen]政府驱逐，离开日本[RiBen]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师的掣肘，梁启超[LiangQiChao]同孙中山往来更加频繁。其实，梁启超[LiangQiChao]并非对孙中山笃信不疑。他认为孙中山常说大话，“徒使人见轻耳”。

　　　　不久，梁启超[LiangQiChao]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GeMing]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接信后，怒不可遏，立即令其离开日本[RiBen]，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LiangQiChao]表面上听从老师的话，内心却很不满。除了政见不同，经济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启超[LiangQiChao]流亡海外，主要靠办刊、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清苦。而康有为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以保皇为名一路大肆敛财，掌握了百万巨款，却并未很好的接济梁启超[LiangQiChao]。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LiangQiChao]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GeMing]。顿时得罪了改良、革命[GeMing]双方，很多人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然而没过多久，梁启超[LiangQiChao]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彻底摒弃了用暴力革命[GeMing]建立共和的主张，转而支持开明专制的国体。

　　　　思想的转变源于他1903年应美国保皇会之邀游历了一番美国。在这片曾被他称作“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兴旺发达的工业，却也见到了世纪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马克吐温笔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见到了华侨社会帮派林立、互相残杀的种种丑陋现象。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ZhongGuo]。信仰崩溃的梁启超[LiangQiChao]写道：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

　　　　回国后，他冷静地想了想，认识到以中国[ZhongGuo]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素质之低下，搞起革命[GeMing]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最终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能量和权术的独裁者，到底还是专制。梁启超[LiangQiChao]给革命[GeMing]开出的公式是：革命[GeMing]——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从此，梁启超[LiangQiChao]走上了坚定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利用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

　　　　革命[GeMing]党对梁启超[LiangQiChao]的转变极为不满，他们在东京创办了《民报》，第三期就下了战书。一场立宪派同革命[GeMing]派在中国[ZhongGuo]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论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GeMing]派说：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LiangQiChao]说：暴力革命[GeMing]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GeMing]派说：日本[RiBen]、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LiangQiChao]说：法国大革命[GeMing]，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他欧洲15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ZhongGuo]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GeMing]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LiangQiChao]说：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革命[GeMing]派占据着《民报》，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轮番上阵。立宪派只有梁启超[LiangQiChao]孤身一人，阵地是他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

　　　　通过和革命[GeMing]派的论战，梁启超[LiangQiChao]确立了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并代替康有为成为立宪派新的精神领袖。

　　　　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梁启超[LiangQiChao]发明了一种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后世称之为“新民体”。由于百姓和士子都乐于接受，新民体传播很广。用这种读者喜闻乐道的文体，梁启超[LiangQiChao]写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国[ZhongGuo]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铿锵之语激荡着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炽热的心灵。

　　　　黄遵宪就极为推崇新民体，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再加上梁启超[LiangQiChao]善用“拿来主义”，直接将日文的汉字词语引入中国[ZhongGuo]，诸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这其中，有一个词是梁启超[LiangQiChao]的原创，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过，梁启超[LiangQiChao]文采横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写惯了报纸文章、论战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他的一支笔可以惊醒中国[ZhongGuo]长久睡梦的人心，却没有[MeiYou]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的著作。陈独秀就评价梁启超[LiangQiChao]的著作为“浮光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