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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魂:唐太宗李世民的人镜魏徵--国家史册(2)

  

    李世民[LiShiMin]正式登位做皇帝后,需要处理的国家事务异常复杂,他抱着与大臣共同治政,进行“集体领导”的想法,经常把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等人召集到宫中问以政事,征求他们处理朝政的意见。唐贞观[ZhenGuan]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LiShiMin]对大臣们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TianXia],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嘉谋,致天下[TianXia]于太平耳。”王珪说:“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诤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在王珪等人的建议下,李世民[LiShiMin]对唐王朝[WangChao]的最高权力机构进行了改革,在最高政务的处理方面,继续沿用自魏、晋以来的“三公”虚衔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实权制。由于李世民[LiShiMin]在李渊治政初年出任过尚书令,尚书令这一官职其他大臣极力避讳,李世民[LiShiMin]就用尚书省左、右仆射履行尚书令的职责,中书省、门下省继续由中书令、门下侍中掌理,这样就把秦汉时代的宰相职权分割成了三大部分,缓解了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直接冲突。同时,三省首长又要聚集在政事阁一起办公,这既能保证各项决策的制衡性、透明性,又能避免相互纠缠与扯皮,提高治政效率。对于三省的事权,李世民[LiShiMin]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分工,中书省负责取旨决策,门下省进行审查封驳,尚书省承旨执行与办理。由于行政执行的任务相对较重,尚书省的机构也最为庞大,下设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六大行政执行机构,各部设尚书一名,左、右侍郎两名,六部之下各设有四司,分别掌握职能相对明确的官吏铨选、勋爵封赠、官吏考核,户籍、财赋,礼乐、学校、贡举,军政、军令、武将的考核与选拔、边防筹划、刑事与审判、工程制造、屯田、水利、官营工商业等具体事务。由于侍奉于秦王府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官品比较低,不具备出任中央最高权力机构职务的资历,李世民[LiShiMin]又用变通的方式,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等方式低职高配,尽量让有才能的低品级官员有资格参与到中央决策上来。李世民[LiShiMin]还谕令,中书门下官员入阁议政,必须有谏官随从,以便及时对论政情况提出规谏。这些措施落实后,极大地增强了李世民[LiShiMin]贞观[ZhenGuan]年间的治政活力,使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政令制定、审议监督、实施执行做到了“三权分立”,这既能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又能比较有效地防止重大政令出台的决策失误,保证国家政策与法令的正确贯彻与实施。“三省六部制”在李世民[LiShiMin]贞观[ZhenGuan]年间的进一步完善与成熟,标志着中国[ZhongGuo]封建政治体制建设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只要进行稍微的修正,它几乎能跟现代国家政权结构进行接轨。

    唐贞观[ZhenGuan]初年,李世民[LiShiMin]与房玄龄、萧瑀议论隋王朝[WangChao]的灭亡,房玄龄认为[RenWei]主要原因是暴政引起的。李世民[LiShiMin]作了更进一步分析,认为[RenWei]隋王朝[WangChao]之所以产生如此酷烈的暴政,是由于两代皇帝心暗多疑、独断专行,而宰相以下的大臣无人敢说话、唯唯喏喏不履行应有职责造成的。要想不重蹈隋王朝[WangChao]的覆辙,弥补皇帝本人治政能力不足等缺陷,李世民[LiShiMin]认为[RenWei]必须与大臣们共治,“选天下[TianXia]之才,为天下[TianXia]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而不是像已死的杨广那样,“以天下[TianXia]之广,独断一人之虑”,搞一人“独治”,最后成为天下[TianXia]公敌,民贼独夫。李世民[LiShiMin]又谕令:“朝廷下发的诏令,如果不便于实际操作或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要立即上奏,可以暂缓执行。”在调整中央机构时,对于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在唐王朝[WangChao]统一天下[TianXia]过程中,李渊为收揽人心,大量分封过拥戴唐王朝[WangChao]的有功之臣,分封与委任官职的地域不够用,李渊就把大的州、县分成小州小县,以便容纳更多的官僚。李世民[LiShiMin]执政,对于官僚机构臃肿不堪、效率低下很不满意,在房玄龄的建议下,将全国行政区划成十个大型的“道”,“道”设节度史,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区域内的州、县进行巡视、监察。同时,裁撤了近三分之一的县治,一半的州治,大量减少地方官吏,这样就相应减轻了普通民众的税赋负担。

    调整好行政机构后,李世民[LiShiMin]又令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以《隋律》为蓝本,根据“法尚宽平”的原则修定李渊治政时期的“唐律十二条”,通过近十年时间订出《贞观[ZhenGuan]律》十二卷五百条,对律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律法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除谋反罪判死刑外,其余刑事条款与《隋律》相比,均有相应程度的减轻。对于死刑罪的审定,李世民[LiShiMin]还规定必须报皇帝本人亲自审查,地方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才能定案。《贞观[ZhenGuan]律》是中国[ZhongGuo]完整保存下来,并对后世中国[ZhongGuo]、朝鲜、日本、越南刑律体制有重大影响的一部律法,是东方儒家文化律法体系的经典代表之一。唐贞观[ZhenGuan]四年(公元630年),全国上报判死刑罪人只有二十七人,最终审定的只有十二人,后来由于唐军攻突厥取得胜利,这十二名死罪犯全部开赦。唐贞观[ZhenGuan]六年(公元632年)冬,全国狱中的二百九十名死罪犯被全部放归家中,让其与家人团聚,次年秋这批犯人按时到刑场准备就死,结果全部被开释。这是中国[ZhongGuo]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惟一没有以罪杀人的年份。李世民[LiShiMin]的简政缓刑措施在全国推行后,贞观[ZhenGuan]初年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大唐十万里河山“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焉。”贞观[ZhenGuan]初年,朝廷还在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调整“租、庸、调”租赋制度,发展国家经济;实施中央及地方学校教育,举行年度科举考试以选拔人才;审定官方认可的《五经》经义,修订两晋、南北朝及隋代的官方《史书》,作皇帝起居注与实录以保存国家大事史料等方面,均取得了令后世仰目的成就。

    达成“贞观[ZhenGuan]之治”的宏大政绩,长孙无忌、房玄龄、王珪、李靖等人功不可没。而尤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则是魏徵在平衡皇权,使“集体领导”体制能够得到长久运行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由于有魏徵,“贞观[ZhenGuan]之治”的政风才能够在中华政治文明史上处于万世吹拂的独特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魏徵才是“贞观[ZhenGuan]之魂”。魏徵在为李世民[LiShiMin]所用之前,亲身经历了隋文帝杨坚全盛、隋炀帝杨广惨败、瓦岗寨李密农民军兴败、唐王朝[WangChao]兴起、河北窦建德农民军兴败、前太子李建成兴败,对这些忽兴忽败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有比常人更加深远与理性的认识。到了李世民[LiShiMin]治政,魏征认为[RenWei]对“皇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使朝政不至于高度垄断在皇帝或权臣个人手里,是保持治政平衡,不发生爆炸性灾难的根本政道。这与李世民[LiShiMin]的自觉“放权”,实行“集体领导”相契合。魏徵亦以积极的“诤政”为基准,大胆参与到限制皇帝专权的流弊,规谏皇帝治政得失的政权监督事业之中,并且取得了非凡成就,成为千古留名的大谏臣。

    唐贞观[ZhenGuan]元年(公元627年),关中大旱,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毙死路途的极多,而国家仓储空虚,无钱无粮可救自然灾害。加之强大的草原突厥压境陈兵,内外叛乱时有发生,使得李世民[LiShiMin]吃不安、睡不稳。李世民[LiShiMin]急于扭转隋末以来的治败政坏局面,而魏徵则频频上谏,议论朝政得失。李世民[LiShiMin]对魏徵提出的治政意见极为重视,常常在深夜派人请魏徵到自己的卧室“访求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李世民[LiShiMin]与群臣讨论如何对老百姓实施“教化”,以稳定国家根基等问题,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RenWei]大乱之后人难教化,必须用强力推行严刑峻法,并说“自尧舜禹三代以后,人的习性越来越狡诈,秦始皇用法律严治国家、汉武帝崇儒家又杂霸道,原因就是人的习性越来越败坏,想用教化但没办法用。”封德彝的论点很有代表性,魏徵则认为[RenWei]这会把政权治理拉入重走秦始皇、杨广的邪道,批驳说:“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魏徵认为[RenWei]“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又进一步批驳说:“假如古人最淳朴,而后人则越来越狡诈,那演变到今天,走在街上的就没有人了,都化成鬼魅矣!”魏徵又认为[RenWei]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据此,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主张偃革兴文,以静为本,让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人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李世民[LiShiMin]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李世民[LiShiMin]采纳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ZhenGuan]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李世民[LiShiMin]嘉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由于魏徵的归谏之功,李世民[LiShiMin]封魏徵为尚书左丞。平定突厥后,李世民[LiShiMin]与长孙无忌谈到魏徵的功绩时还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ZhongGuo]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TianXia]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但恨不让封德彝见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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