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何干之传》，对何干之波澜起伏、悲欢离合的一生作了完整的生动的素描，对其作为20世纪30-60年代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和教育家的贡献，作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述。

　　《何干之传》展现了传主作为理论家所作的独到贡献

　　作为理论家，何干之早从1936年春第二次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即开始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出发，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他理论联系实际，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政治观点，当今看来的确是具有前瞻性、先见性的远见卓识。例如，他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就提出“人民抗敌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除汉奸以外的全民族大联合的抗敌阵线，是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同时，他还提出中国要进行“持久性”抗战，批驳了“三日亡国论”、“五十年准备论”、“绝对服从首领说”等等谬论。他从1934年起就不断论证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关于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1936年何干之就明确认定：中国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它不是过去那种由市民阶层主导的国民党鼓吹的“召开国民会议”式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托派主张的英美式的民主革命，也不是 “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新的民主革命”的主体将由工农民众担当，是“工农民主主义”，是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特定发展阶段。仅从他于1934年-1937年间所提出的统一战线论、持久抗战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和新式民主革命论这四个政治理论观点来看，就足以说明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独立创见和卓越建树。

　　何干之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书中深入考察了他的史学观点和学术贡献

　　作为史学家，何干之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国家不采取分权制而建立集权制，是由于古代封建社会“残留着许多自称小天地的公社”，“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来集中统一管理”；再加上“水利要设施，外敌要防御，贸易要管理，粮食要调节”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1936年何干之发表文章并且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二书，提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历史根源在于农村公社的残余和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压制。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毕竟开始崩溃。正在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入侵，更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是“死路一条”，所以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进行“新式的民主革命”，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中国历史观。1937年他应党中央调令从上海到延安后，30多年中一直在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教研工作，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他的五本著作，即《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研究》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理论五个方面为中国现代史作了较为深入而深刻地探究。他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普遍使用的教材。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经过3次修订，累计印数达160余万册，还被译为英、俄、越南等国文字出版。《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中心内容是中共党史，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直写到1956年6月。总之，何干之的史学研究成果是相当丰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