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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隐瞒了什么:囚慈父于后宫 曾有弑父之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玄武[XuanWu]门之变是李世民[LiShiMin]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LiShiMin]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YiGe]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YiGe]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LiShiMin]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XuanWu]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WoMen]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LiShiMin]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LiShiMin]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TaiZong]李世民[LiShiMin]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LiShiMin]“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LiShiMin]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LiShiMin]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XuanWu]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LiShiMin]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TaiZong]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TaiZong]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LiShiMin]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LiShiMin]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LiShiMin]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LiShiMin]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TaiZong]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TaiZong]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GaoZu]、太宗[TaiZong]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TaiZong]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LiShiMin]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LiShiMin]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XuanWu]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LiShiMin]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LiShiMin]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