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XuanWu]门之变是李世民[LiShiMin]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LiShiMin]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YiGe]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YiGe]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LiShiMin]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XuanWu]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WoMen]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LiShiMin]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LiShiMin]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TaiZong]李世民[LiShiMin]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LiShiMin]“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LiShiMin]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LiShiMin]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XuanWu]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LiShiMin]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TaiZong]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TaiZong]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LiShiMin]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LiShiMin]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LiShiMin]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LiShiMin]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TaiZong]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TaiZong]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GaoZu]、太宗[TaiZong]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TaiZong]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LiShiMin]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LiShiMin]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XuanWu]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LiShiMin]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LiShiMin]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