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同我们[WoMen]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GaoZu]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的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她）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YiGe]人察觉、没有一个[YiGe]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HuangDi]的面前时，高祖[GaoZu]身边的侍卫都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YiGe]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

　　我们[WoMen]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说李世民[LiShiMin]和贞观史臣确实是对玄武[XuanWu]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WoMen]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

　　可是，为什么李世民[LiShiMin]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ZhenXiang]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WoMen]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LiShiMin]派兵逼宫、控制高祖[GaoZu]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WoMen]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LiShiMin]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因而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呢？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贞观史臣最后才不得不虚构了“泛舟海池”的一幕来掩盖真相[ZhenXiang]；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当身为君父的李世民[LiShiMin]在儿子们的夺嫡之争中差一点目睹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时，他才能深刻体会高祖[GaoZu]当年的惨痛心境，也才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从而才会借“所行大疏略”为由，深切地表现出对高祖[GaoZu]李渊的愧悔之情。

　　讨论至此，我们[WoMen]似乎已经逼近了李世民[LiShiMin]向我们[WoMen]隐瞒的那个最后的真相[ZhenXiang]！

　　关于这个隐藏最深的真相[ZhenXiang]，一部一千年后重现人间的敦煌残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WoMen]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消息震惊中外，可清政府并未对此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于是随后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价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献被西方的探险家和文物掠夺者陆续盗运到了欧洲。在斯坦因（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籍）盗走的文献中，有一部被冠以编号的敦煌写本，内容就涉及了唐太宗[TaiZong]和玄武[XuanWu]门之变。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第一个[YiGe]研究这份文献的学者，将其命名为《唐太宗[TaiZong]入冥记》。这份文献虽然只是唐代的民间话本，算不上正规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却至关重要，非常值得我们[WoMen]关注。

　　卞孝萱先生在《“玄武[XuanWu]门之变”与〈唐太宗[TaiZong]入冥记〉》一文中说：“胜利者唐太宗[TaiZong]为了维护其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涂饰。当日唐史臣秉承太宗[TaiZong]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XuanWu]门之变’前后一连串事实的真相[ZhenXiang]。敦煌写本《唐太宗[TaiZong]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TaiZong]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是为建成、元吉鸣‘冤’。”

　　由此可见，这个唐代写本虽然体裁近似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换言之，值得我们[WoMen]关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