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GaoZu]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GaoZu]的反应之前，李世民[LiShiMin]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LiShiMin]所面临的一个[YiGe]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XuanWu]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YiGe]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YiGe]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LiShiMin]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LiShiMin]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LiShiMin]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LiShiMin]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GaoZu]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HuangDi]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GaoZu]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XuanWu]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YiGe]皇帝[HuangDi]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WoMen]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LiShiMin]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GaoZu]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GaoZu]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GaoZu]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LiShiMin]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LiShiMin]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ZhenXiang]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ZhenXiang]！

　　对李世民[LiShiMin]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GaoZu]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GaoZu]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XuanWu]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ZhenXiang]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WoMen]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LiShiMin]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ZhenXiang]。

　　对于李世民[LiShiMin]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WoMen]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YiGe]“伟人情结”，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LiShiMin]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WoMen]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WoMen]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LiShiMin]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LiShiMin]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LiShiMin]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