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MaoZeDong]为什么学英语[YingYu]

　　在学生时代，毛泽东[MaoZeDong]学过英语[YingYu]，那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前后达五六年时间，可惜效果不佳，他对自己的英语[YingYu]成绩也始终不满意。踏入社会后，毛泽东[MaoZeDong]又开始自学英语[YingYu]。全国解放后，毛泽东[MaoZeDong]又怀着很大的热情重新开始学习英语[YingYu]。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毛泽东[MaoZeDong]学英语[YingYu]尤其是年逾花甲学英语[YingYu]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斗争需要。马克思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泽东[MaoZeDong]学习英语[YingYu]同样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有了学习一门外语便于直接了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时他读报纸、看地图，常常把各国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译成英语[YingYu]，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语[YingYu]，一举三得。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MaoZeDong]深深感到，一个革命者必须学好外语。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毛泽东[MaoZeDong]一开始就把学习英语[YingYu]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为进一步加深理解，毛泽东[MaoZeDong]常常用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学了英语[YingYu]，另一方面也学了理论，用马列主义来指导革命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在与吴旭君一起读英语[YingYu]时，毛泽东[MaoZeDong]要求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在跟章含之学英语[YingYu]时，毛泽东[MaoZeDong]因英语[YingYu]教材以什么题材为主和她发生了争论。章含之坚持以文学题材为主，也有新闻、政治等内容。毛泽东[MaoZeDong]则主张以政治题材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最后，毛泽东[MaoZeDong]对她说：“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再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MaoZeDong]学英语[YingYu]，他首先是从政治角度，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的，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也不只是为了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有一次，在飞机上，当服务员问“毛主席，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学英语[YingYu]？”时，毛泽东[MaoZeDong]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是斗争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语言。毛泽东[MaoZeDong]曾明确地说过：“我学英语[YingYu]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YingYu]同汉语来比较。”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YingYu]同汉语语法、修辞作比较，并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还曾经想学点日语，可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未能如愿。他实际上想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性研究，从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据章含之回忆，毛泽东[MaoZeDong]曾对英语[YingYu]组词规律发表评论说：“这个英语[YingYu]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翌年1月，毛泽东[MaoZeDong]应英译者的请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在谈到“莫道君行早”时，毛泽东[MaoZeDong]说：“‘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不过，由于英语[YingYu]与汉语的语系不同，毛泽东[MaoZeDong]也对英语[YingYu]的一词多义和变化万端而大伤脑筋。1970年毛泽东[MaoZeDong]在中南海会见斯诺时，曾抱怨说：“你们那个总统是president，银行行长是president，法院院长也是president，小学校长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这不是就乱了吗？最近我看到美国一个组织学生闹事的宗教团体的材料，它那个组织的领导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积极休息。1959年1月，毛泽东[MaoZeDong]在接见巴西外宾时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据毛泽东[MaoZeDong]警卫人员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MaoZeDong]每晚都要学习英语[YingYu]，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风趣地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他还对曾志说过类似的话：“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毛泽东[MaoZeDong]常常把学英语[YingYu]作为一种调剂手段。

　　林克回忆说：毛泽东[MaoZeDong]有时“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就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MaoZeDong]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泽东[MaoZeDong]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就学习一会英语[YingYu]。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毛泽东[MaoZeDong]也会随时挤出时间学英语[YingYu]。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学习英语[YingYu]为乐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4批外宾后，多次用学英语[YingYu]作为休息。

　　四是挑战自我。毛泽东[MaoZeDong]的护士长吴旭君曾说：“主席酷爱读书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读书的面也特别宽，为了能够读懂马列的一些原著，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那就是学习英语[YingYu]。”的确如此，毛泽东[MaoZeDong]1954年下决心学英语[YingYu]时，面临着三大困难：年纪大，基础差，工作忙，但他知难而进。

　　无论是见到毛泽东[MaoZeDong]的外国人，还是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感觉：毛泽东[MaoZeDong]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挑战意识。我国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扉页上都印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语言要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此话逻辑不通，难道“不好学”就一定要学吗？但对于毛泽东[MaoZeDong]而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学习语言的理由，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1976年元旦前夜，毛泽东[MaoZeDong]在书房里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并与他们进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谈话。朱莉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MaoZeDong]，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他听。毛泽东[MaoZeDong]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来信，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用英语[YingYu]“清楚而准确”地读出了信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惊异，她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

　　这两位美国年轻人注意到，他们面前这位82岁的老人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泽东[MaoZeDong]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八亿人口，不斗行吗!”“class struggle”这两个英文单词，既反映了毛泽东[MaoZeDong]最后的英语[YingYu]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毛泽东[MaoZeDong]的一生。（本文摘自《党史纵览》，作者：李光荣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