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的陈占祥眼里，北京[BeiJing]城的每一样物件都满含历史文化，绝不止建筑，那些贩夫走卒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TaMen]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进入他的视野。

　　陈占祥当年还时常感慨：“在派对上，人们会为撞衫而尴尬，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BeiJing]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陈占祥那时每次从胡同街巷溜达回家，都会琢磨，“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

　　17至18世纪，北京[BeiJing]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GuiHua]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BeiJing]古城规划[GuiHua]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BeiJing]城，就是他们[TaMen]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TaMen]不想留给后人一个[YiGe]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TaMen]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

　　“梁陈方案[FangAn]”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BeiJing]未来的规划[GuiHua]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YiGe]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BeiJing]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FuQin]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YiGe]衔接，他建议放在三里河那一带，这一带离老城比较近，过渡比较自然，而且有水系，这样的话还可以跟南边莲花池呼应，又可以建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多年后，陈占祥如此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FangAn]”

　　“梁陈方案[FangAn]”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父亲[FuQin]晚年时说的这句话，让陈愉庆感到一丝沉重。

　　“梁陈方案[FangAn]”一出，围绕它的争论四起，它甚至被戴上“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的帽子，这让陈占祥始料不及。

　　“无论水多深，我们只能向前走。”相对陈占祥的万般不解，梁思成显然明白得多、也清醒得多。陈愉庆记得父亲[FuQin]曾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

　　但梁思成还是病倒了。病中的他对陈占祥说，或许他们[TaMen]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GuiHua]，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于是，两人决定对“梁陈方案[FangAn]”进行补充——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GuiHua]做起。

　　多年后，当父亲[FuQin]向陈愉庆提起这个“补充方案[FangAn]”时，她有些奇怪，为何世人并不知道“梁陈方案[FangAn]”有这之后的一笔？“父亲[FuQin]觉得，是因为当时已经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加上这么多年的动荡，他手边的图纸和文字早已不知去向。”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FangAn]”或许就是陈占祥在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对女儿重申的，种种批判与不公，“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多年后，陈愉庆在父亲[FuQin]文章《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了如下文字：“补充方案[FangAn]”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7年，陈占祥被打为右派。从被打为右派到1971年间，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父亲[FuQin]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不愿意自己[ZiJi]的身份给他带来麻烦。”陈愉庆说。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TaMen]已分别14年。

　　在陈愉庆看来，父亲[FuQin]心里始终都有一个[YiGe]未圆的“北平[BeiPing]规划[GuiHua]梦”。这也正是为何他在晚年时，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却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BeiJing]的飞机。“许多人劝父亲[FuQin]留在国外，他只答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如今，谈及对“梁陈方案[FangAn]”的看法，陈愉庆沉思良久：“前年我带了一帮美国学生来北大学汉语，带他们[TaMen]逛王府井，到处逛，他们[TaMen]说你们北京[BeiJing]和曼哈顿、香港都差不多。”说到此，陈愉庆深深叹了口气。

　　一如一位看过北京[BeiJing]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再会有。”当年梁思成、陈占祥在“一起做梦的日子里”做出的老北京[BeiJing]规划[GuiHua]方案[FangAn]，如今看来如同前尘旧梦。然而，就像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说，该在复建的永定门前，为梁思成、陈占祥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FangAn]”的失败。或许，之所以要纪念“失败”，更多的不是让人捶足顿胸、扼腕叹息，而是让“失败”成为现世的启示与警醒。

　　(文中部分相关史实援引自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梁陈方案[FangAn]”

　　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全面保护北京[BeiJing]旧城，提出在北起圆明园，南至丰台、公主坟至月坛之间的北京[BeiJing]西郊，开辟新的行政中心，并为此奔走呼号。最终，他们[TaMen]没能使北京[BeiJing]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们[TaMen]成了守护北京[BeiJing]旧城的象征。当时梁思成痛心地说：“拆掉北京[BeiJing]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BeiJing]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而就在去年，梁思成故居也差一点沦落到被拆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梁思成故居迄今为止仍留存在北京[BeiJing]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