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看到满目疮痍的场景，陈占祥知道，此时谈北平[BeiPing]规划[GuiHua]显得奢侈无力，北上之路只能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GuiHua]方案[FangAn]。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GuiHua]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FangAn]，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父亲[FuQin]经历那段人生灰暗岁月时，陈愉庆尚还年幼。多年后，她试着分析父亲[FuQin]当年的心境——“一方面，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统区经济的凋敝，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能接受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

　　转眼间到了1949年，陈占祥变得越发忧虑。素来远离政治的他，搞不清新政权是什么模样？他甚至想到要离开。

　　然而，陈占祥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发生转折。1949年5月26日的那个雨夜，陈占祥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牛肉汤时，被一一婉拒，回到寓所的他忍不住掩面抽泣。他相信，新政权值得托付。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当阿伯科隆贝得知陈占祥决定留在大陆时，电话那头沉默好久，半晌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TaMen]会把北平[BeiPing]规划[GuiHua]交给你吗？”

　　陈占祥自信地回答：“会”。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阿伯科隆贝接着说。

　　“也许父亲[FuQin]当时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陈愉庆若有所思地对《小康》记者回忆。

　　一起做梦的日子

　　1949年10月，陈占祥得知梁思成正在领导北平[BeiPing]都市规划[GuiHua]工作，他主动写信给梁思成，介绍了自己[ZiJi]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参加。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BeiPing]规划[GuiHua]，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FuQin]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不久后，陈占祥一家踏上了北京[BeiJing]的土地。这一年他33岁。

　　至今，陈愉庆仍清楚记得和梁思成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清华新林院8号，并不豪华，却雅致有加，那天的下午茶只约见了陈占祥一家人，尽管陈占祥和梁思成相差十几岁，但谈及城市建设规划[GuiHua]，两人却颇有共同语言。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FuQin]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BeiJing]城，这块瑰宝规划[GuiHua]时要像爱护自己[ZiJi]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打造“梁陈方案[FangAn]”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FuQin]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TaMen]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清。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FuQin]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FuQin]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FangAn]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BeiJing]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ZiJi]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而陈占祥34岁，前者时任北京[BeiJing]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BeiJing]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为了规划[GuiHua]调查的方便，北京[BeiJing]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