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LiShi]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LiShi]、研究历史[LiShi]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LiShi]和研究历史[LiShi]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LiShi]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LiShi]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XueSheng]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LiShi]教科书的最大弱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XueSheng]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XueSheng]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XueSheng]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断的历史[LiShi]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XueSheng]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XueSheng]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LiShi]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LiShi]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JiuShi]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JiuShi]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JiuShi]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JiuShi]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JiuShi]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JiuShi]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LiShi]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JiuShi]一个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LiShi]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TaMen]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TaMen]没有任何口号，他们[TaMen]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TaMen]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JiuShi]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TaMen]（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TaMen]）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TaMen]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TaMen]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TaMen]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大唱赞歌。他们[TaMen]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TaiPingTianGuo]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LiShi]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LiShi]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LiShi]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LiShi]，许多历史[LiShi]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XueSheng]灌输的历史[LiShi]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现在，新历史[LiShi]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LiShi]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XueSheng]学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LiShi]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