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像：李媛 绘

　　上个世纪，在历史[LiShi]学界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法国的年鉴学派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新鲜热辣的学术理论纷纷在国内登陆，长时段看历史[LiShi]的观点是否已过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LiShi]系王家范教授主持编写的《大学中国[ZhongGuo]史》即将出版，在书中，长时段看历史[LiShi]的意识依然是贯穿的主线。在他看来，“社会[SheHui]情势”可能是我们理解历史[LiShi]的一把密钥。

　　在上个世纪，风行一时的法国年鉴学派最主要的观点就是长时段看历史[LiShi]。这个观点是否已经过时？

　　王家范：反感或者说过时，不是针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而是针对着黄仁宇的“大历史[LiShi]观”。黄氏由“大历史[LiShi]观”发挥出的具体论点不少尚可斟酌、质疑，但这一提法不应有问题。特别是搞中国[ZhongGuo]通史的，没有[MeiYou]“大历史[LiShi]观”，鸡零狗碎，一地碎片，成何体统？

　　这次为高教出版社编著《大学中国[ZhongGuo]史》通识教材，多亏有陈江、张耕华全力支持，玉成全书。为了陪侍重病的老伴，半年来我一直在医院当“护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我是断断续续地才算写完了“序论”，里面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

　　局外人不容易理解，编写通史教材是种吃力不讨好的苦活，上手的人都会叫下回决不再干了。里面有许多苦衷和难处，其中一条，它不单纯是人物、事件、制度类专史的拼合，需要汇聚各个方面的事实及其变化，给出各个时期的历史[LiShi]总体格局以及各条块发展的综合趋势。一个[YiGe]是综合形成的整体感，一个[YiGe]是通贯前后的历史[LiShi]脉络。这两点都是年鉴学派强调的，也是过去不少大学教本欠缺的。从“长时段”看历史[LiShi]，说说容易，落到实处，说到点子上，就像中国[ZhongGuo]足球，临门一脚，不是放炮飞高，便是偏离门框，所以挨批评是经常有的事。我们也有这个思想准备。

　　长时段看历史[LiShi]，完全是从外国引进，还是类似观念在中国[ZhongGuo]也出现过？

　　王家范：史学一要叙事，二要讲理，不应该像现在说的，人为分成两派，功夫派，理论派。史学的理想境界，吕思勉反复强调应该是“理由事出，事理不违”。史事是原料。通过史料厘清辨明史实是基本功，就像各类工匠那样，有许多技术上的专门要求，需要长期训练才能习得。但从大的目标上说，史学区别于别的人文社会[SheHui]科学，在于它是专门通过史事来探析、申明“道理”的。道理有大有小。通过史实领悟“社会[SheHui]”如何演化变迁，靠着从历史[LiShi]过程中不断发现、升华的“道理”，“以过去证现在及未来”，才是史学家所需要追求的最高认识使命。那是一种对精神性（智慧性）功能的追求，仅仅有工匠的技艺，或者是简单比附式的“古为今用”，都到达不了彼岸。

　　具体的历史[LiShi]功能有许多类，有浅层次的，有深层次的。浅层次的“古为今用”，例如做官的看看过去如何做官，经商的看看过去如何经商，高阳写的慈禧太后、红顶商人（胡雪岩），有个时期曾经是他们个个争读的“历史[LiShi]书”。我们接触过一些人，发现真正有大收获的少。他们往往抱有实用主义的目的，注意细枝末节，揣摩模仿，对历史[LiShi]大局的变动缺乏敏感，报应临头，还在埋怨历史[LiShi]欺骗了他们。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没有[MeiYou]长远的眼光，亦即真正的“历史[LiShi]眼光”，是参不透历史[LiShi]奥秘的。历史[LiShi]不是一泓清澈的泉水，一眼可以看到底。不用深层次的眼光去穿透浅层次的历史[LiShi]，也就摸不准历史[LiShi]脉搏的跳动，碰壁了、吃药了，仍然不领悟掌握人的命运的，是“历史[LiShi]的合力”！

　　什么叫“穿透历史[LiShi]”？从历史[LiShi]编纂的发生学上说，“历史[LiShi]”最初本是靠口耳相传保存祖辈人与事的记忆，是为了“不坠祖业”，所以不讲究超越。到后来，先进者的眼光高一层，想从人与事的众多“经历”里寻找一些看待和处理人事的根本道理，使后人比前辈有更多的智慧，至少也学得更聪明些。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王夫之的气运学说（《读通鉴论》），都属于古代这类超凡脱俗、壁立千仞的先进者。这样的史学眼光在古代实属罕见，他们已经敏感到将一连串“短时段”历史[LiShi]通贯起来，才能透出“长时段”的大道理，里面隐含着有关普遍人性与政道的哲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西人的所谓“长时段”理论，在中国[ZhongGuo]古代先进者那里曾经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思考过。

　　可是如今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分工很细的阶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看法是不是有点玄虚了，对现代[XianDai]史学研究还有价值吗？

　　王家范：由于这几十年中国[ZhongGuo]古代史料开发程度的突飞猛进，历史[LiShi]的信息量猛增，学者穷个人之力，谁也不敢妄言能“地毯式一寸一寸搜索”以至于“一网打尽”。这就推动了历史[LiShi]专业分工的细化，各个侧面的专门史研究发展壮大，越分越细，而整体史、宏观性的研究反而因此逐渐举步维艰。至今没有[MeiYou]一部与明代历史[LiShi]地位相称的大《明史》，大《清史》正在编撰之中，大举措是否有大创获也未可预料，都颇能反映明清以降史料太多带来的新困惑。

　　正因为现在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博览群书的“全知全能”，迫使研究者只能在断代、专史、专题的各类研究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一块“园地”，细加耕耘，走“仄而深”的道路。这种新兴的学术路向，使得历史[LiShi]环节的各类细部得到了较前更为充分的呈现，为新的综合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但也应该引起一些警觉，假若长期沉浸于相当有限的课题范围内，过于专情，久之也很容易产生偏爱甚至溺爱，表现为容易夸大所见“树木”，忽略对“森林”整体特征以及各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的全局性考察。

　　举一个[YiGe]类似“溺爱”的事例。在明清江南[JiangNan]，人口的因素并没有[MeiYou]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那样成为“经济[JingJi]灾难”。相反，中国[ZhongGuo]人口密度最高的这个地区，农、工、商贸经济[JingJi]都较为发达，劳动力密集还是一种优势。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ZhongGuo]的历史[LiShi]实践完全可能通过对以往理论的检验而得出新的理性认识——明清江南[JiangNan]这样的史实确实很可以引起对人口理论问题的反思，纠正把人口增多看作纯粹消极性的那种“马氏公式”。然而，有些研究者却想通过“江南[JiangNan]事实”去否定明清中国[ZhongGuo]人口增长过多导致农业劳动力过剩的“传统观点”，并且匪夷所思地居然也寻找到了农民用土法“计划生育”的史料，推理出“节育”措施使该地区摆脱了“人口危机”，江南[JiangNan]的人口增长是“理性”的。研究者没有[MeiYou]交代这种节育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更是忽略了导致人口增长不是想象中那么严重，有另外许多因素，例如长期困扰江南[JiangNan]农村的流行性瘟疫，频繁的水旱灾害，乃至因战乱造成的饥饿死亡，也包括生育、育儿方面的医药卫生技术与知识普及推广的有限性（那时儿童死于痘症的比例很高，连清代皇家也不免。尽管中医在这方面有不少名医与名著），高生育率常常被高死亡率抵冲，人口增长没有[MeiYou]如“马氏”公式说的呈“几何级数”增长。中国[ZhongGuo]古代人口的这种特殊“增长模式”是有普遍性的，江南[JiangNan]地区亦不例外。在江南[JiangNan]，农民家庭如此（可惜相关文字记载稀少），城镇居民乃至士绅家庭也差不离，这在众多江南[JiangNan]文集与日记中是不难找到实证史料的。前面说到的所谓“计划生育”史料，最多只能说明中国[ZhongGuo]古代不是没有[MeiYou]“节育方法”，仅此而已。直到今天，现实经验还在教育我们，尽管计划生育在方法上已经不难，中国[ZhongGuo]人的“多子多孙”观念要有效克服仍然存在诸多困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只有到了育儿与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生育率的降低就会成为一种“经济[JingJi]理性”，明清江南[JiangNan]显然还不是这样。由此说明“新史料”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有意义的“新观点”，决定于发现这种史料的人能否关照全局，合理地定位这种史料的价值，而不是爱屋及乌，夸大一点，不及其余，任凭主观推理，结果就完全有可能造作出新的历史[LiShi]“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