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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革命杠杆为何没撬起民族翻身的巨石?--中国年鉴网

     一次仓促的暴动竟然摧枯拉朽般地推倒了盘踞中国[ZhongGuo]2000年的帝制。将革命[GeMing]的胜利简单归结于偶然事件显然说不通,但是99年前的中国[ZhongGuo]真的已经拥有建设共和与民主的条件?本着反思、自省的原则,我们把镜头拉回到那个纷乱、摇晃的中国[ZhongGuo]——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GeMing]已经过去了99年。一个[YiGe]纪念日,到了纪念第100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值得隆重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也是中国[ZhongGuo]帝制告终的开始。

  士绅革命[GeMing]

  士绅们把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的排满宣传,忽然就入耳了。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

  说起来,这个革命[GeMing]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

  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GeMing]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花名册烧掉,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YiGe]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GeMing]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YiGe]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ZhongGuo]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必然把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的排满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

  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GeMing]。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起义者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秘书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GeMing],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GeMing],有的地方,立宪党人[DangRen]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GeMing]的11个省,实际上是革命[GeMing]党和立宪党人[DangRen]平分秋色。

  “无条件”革命[GeMing]

  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4000万元左右的存银。

  尽管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GeMing],但革命[GeMing]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GeMing]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GeMing]党在政、学、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

  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种个人英雄式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ZhiDu],好让中国[ZhongGuo]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的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自己夺权的机会就渺茫了。

  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YiGe]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ZhongGuo]变好的近邻,总是帮助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给中国[ZhongGuo]政府捣乱,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

  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的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ZhongGuo]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过渡,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2亿4000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清代布政司所属的粮钱储库。)的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地方政府居然有4000万两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维持了革命[GeMing]的命脉。

  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的“推行一塌糊涂,引起民众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股土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民间结社“干草会”(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高平农民自发的组织。“群众手持木棒,随带干草,黑夜行路,手持火把”,因此称为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规模并不大。

  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认定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

  新中国[ZhongGuo]建立之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其中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不过1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那么大的国家里,也实在算不了什么。

  亲贵激化革命[GeMing]

  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YiGe]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YiGe]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4亿5000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个巨大的失血口。

  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也正因此,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持续的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对异族政权的排斥,使满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100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冒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

  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这是历史的悲剧。

  革命[GeMing]成果不落地

  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革命[GeMing]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GeMing]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应该说,从近代革命[GeMing]史角度,辛亥革命[GeMing]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GeMing]。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也在刻意减少革命[GeMing]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GeMing],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YiGe]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GeMing]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

  虽然跟会党合作是革命[GeMing]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GeMing]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ZhongGuo]社会准黑社会的力量,还是冒了头,对革命[GeMing]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声誉大坏。二次革命[GeMing],貌似强大的革命[GeMing]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GeMing]毕竟是一场中国[ZhongGuo]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GeMing]后,中国[ZhongGuo]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YiGe]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ZhongGuo]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但是,革命[GeMing]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ZhiDu],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GeMing],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GeMing]进行中,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GeMing]后民国制度[ZhiDu]运行之后产生的。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粗暴干涉中国[ZhongGuo]内政,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冒然称帝,导致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

  革命[GeMing]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ZhiDu],但这个制度[ZhiDu]在中国[ZhongGuo]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ZhiDu]自然没法修正,中国[ZhongGuo]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ZhiDu]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ZhiDu],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革命[GeMing]的兴与灭

  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ZhongGuo]官员的脑袋上,但是,长袍马褂依然如旧时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GeMing]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但这场变革却给中国[ZhongGuo]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GeMing]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GeMing]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ZhiDu]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毛的,甚至连皮毛也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

  连革命[GeMing]党人[DangRen]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果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ZhongGuo]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但是,民国之后,长袍马褂依然如旧时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军政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

  辛亥革命[GeMing]真正给中国[ZhongGuo]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甚至也不是制度[ZhiDu]的革命[GeMing]。如果没有革命[GeMing],清朝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实现,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ZhiDu]总会进来,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在我看来,辛亥革命[GeMing]带给中国[ZhongGuo]和中国[ZhongGuo]人的,其实是制度[ZhiDu]的困扰和变化的焦虑。

  持续革命[GeMing]

  所谓的革命[GeMing],无非是要借助革命[GeMing]的杠杆,撬起导致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YiGe]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继续撬。

  革命[GeMing]给了国人一个[YiGe]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ZhiDu],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ZhongGuo]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ZhongGuo]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YiGe]“最好的制度[ZhiDu]”,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GeMing]的不彻底。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GeMing],再革命[GeMing],从制度[ZhiDu]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GeMing],再到阶级革命[GeMing],把中国[ZhongGuo]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YiGe]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ZhongGuo]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YiGe]更合适自己的制度[ZhiDu]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ZhongGuo]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YiGe]国家领袖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GeMing]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

  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道理很简单,中国[ZhongGuo]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往前走。

  中国[ZhongGuo]人不是在共和制度[ZhiDu]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ZhiDu]里创造一个[YiGe]新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卡里斯玛是源自于古希腊的kharisma一词,有神之馈赠之意,通常意指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呼唤,很难抵御革命[GeMing]的诱惑。革命[GeMing]带来了问题,答案却只能在继续革命[GeMing]中得到解决。

  一个[YiGe]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ZhiDu],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GeMing],无非是要借助革命[GeMing]的杠杆,撬起阻碍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YiGe]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继续撬。

  辛亥革命[GeMing]以及革命[GeMing]后的99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YiGe]艰难的过程,未来100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YiGe]机会,但愿人们能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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