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明代万历[WanLi]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不少学者把张居正定位为改革[GaiGe]家。张居正作为改革[GaiGe]家，出现在各类读物上，妇孺皆知，有口皆碑，而且，一些作者对他还有进一步美化的倾向。不过，当我们认真考察张居正的施政，特别是认真阅读明代嘉隆万以及直到明朝[MingChao]灭亡的那段历史[LiShi]时，不禁感到对张居正的历史[LiShi]定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朱东润先生在写作《张居正大传》时曾指出，历史[LiShi]上对于张居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最善意的批评，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它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

　　我认为，朱东润先生的态度是严谨、公允的，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他的话还可以用作我们评价张居正的指导原则。

　　我们应该根据事实，给张居正一个准确的历史[LiShi]定位。虚高的桂冠也许并不适合张居正，而且，如果对这一重要历史[LiShi]人物的定位不恰当，也无助于我们对那段历史[LiShi]的深入理解。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评价张居正，不涉及道德问题，比如他串通冯保，用不光彩的手法打倒高拱，从而掌握了大权；比如他通过科场舞弊，使两个儿子得以高中；比如关于他敛财、奢侈的微词，等等。我们所论的只是他的执政，只是对他的政策的评价，对他历史[LiShi]地位的评价，给他一个实事求是的、恰当的历史[LiShi]定位。

　　一

　　在不同时期对张居正的评价是不断变化的。在明朝[MingChao]，张居正生前由于他的权势，对他的那些盛赞可以不计；张居正死后不久，不少人对他的追讨、贬斥也可以不计。万历[WanLi]末年，关于张居正的风波已经尘埃落定，在政局纷乱之中，人们又怀念起这位治世能臣。万历[WanLi]壬子（1612）刊刻的《张太岳文集》卷首的《太岳先生文集评》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高皇帝为生民以来未有之神圣，开天而作君；太岳先生为生民以来未有之异人，中天而作相。

　　张居正的乡人对他有这样的说法，是不足为怪的。

　　到了20世纪，新史学出，梁启超在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国历史[LiShi]研究法补编》中评价明代政治[ZhengZhi]时说：“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ZhengZhi]家只有一张居正。”对张居正评价是相当高的，但他只是从张居正作为“政治[ZhengZhi]家”这一角度而言的。

　　30年代，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一次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张居正的事功，说道：“张居正当国十六年，最初即以六事上陈，一省议论，二振纲纪，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得君专任，力行不怠。万历[WanLi]初政，百废俱举。四境宴然。太仓、太仆积六七百万金，京通仓积粟八百万石。居正为政，可谓能起衰振敝。……首辅中当以居正功最显。”邓之诚对张居正盛赞有加，但就事论事，还没给张居正戴上任何桂冠。

　　1943年出版的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在谈到张居正施政时，使用的是“建设”与“成功”这样颇为中性的词。

　　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LiShi]纲要》，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简明中国通史，用了较大的篇幅叙述王安石[WangAnShi]变法，却没有提到张居正。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谈到张居正时，说到他对军事、政治[ZhengZhi]、经济的“整顿”，“特别是着重于经济的改革[GaiGe]，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ZhengZhi]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在内政方面，他反对因循苟且，奖励官员“急公进取”“他更希望统治阶级内部的行动能够取得一致，以加强专制[ZhuanZhi]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而“加强专制[ZhuanZhi]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正是张居正执政的核心理念。《中国史纲要》同时指出，“张居正的成就最突出是在经济方面，”“丈量土地和赋役改革[GaiGe]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在谈到一条[YiTiao]鞭法时说：“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浙江等地实施的一条[YiTiao]鞭法，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对于一条[YiTiao]鞭法的影响，作者认为它“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该书较早地使用了改革[GaiGe]一词，也较早地把张居正的政绩与社会经济的进步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