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世凯[YuanShiKai]的评价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定论”。单从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YuanShiKai]》等书名，就不难看出上述作者对袁世凯[YuanShiKai]的总体评价。

　　近几年，一些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YuanShiKai]，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是好事，只是时下对袁世凯[YuanShiKai]等人的评价越来越高，似乎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

　　笔者认为，对袁世凯[YuanShiKai]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关键人物，应当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框框，也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替他擦洗污点。否则袁世凯[YuanShiKai]重新评价问题就难免有为其翻案的嫌疑。

　　告密：袁世凯[YuanShiKai]是否是元凶

　　关于“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问题”，学术界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扎与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之真相》一文中，据思想保守且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后，还原了袁世凯[YuanShiKai]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一结论。

　　这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记载，1898年9月18日，林旭将光绪皇帝的两道密诏交给康有为后，康有为即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决定派谭嗣同到袁世凯[YuanShiKai]住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于是，谭嗣同当天深夜带着两道密诏到法华寺见袁世凯[YuanShiKai]，袁世凯[YuanShiKai]对谭嗣同的请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不想袁世凯[YuanShiKai]在9月20日一赶回天津就将维新派的计划告诉荣禄。荣禄即刻进京向慈禧汇报。第二天清早，慈禧从颐和园赶到皇宫，立即囚禁光绪，临朝亲政，下令搜捕维新党人。由于维新派和封建顽固势力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虽然在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是否直接导致变法失败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分歧，但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是毋庸争辩的史实。对这一点，即便袁世凯[YuanShiKai]本人也不否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根据档案资料“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YuanShiKai]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还有论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YuanShiKai]是一个重要因素

　　袁世凯[YuanShiKai]与戊戌政变发生有无直接关系这一问题，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对史料的不同解读，学术界也一直存在明显分歧。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YuanShiKai]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也有论者根据袁世凯[YuanShiKai]在戊戌政变十余年后刊发的《戊戌日记》中记载的细节，得出“戊戌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YuanShiKai]的告密没有因果关系”，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YuanShiKai]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本无告密的念头，只是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显然其告密在后，政变发生在前。甚至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一事是“误解与误会”。因光绪皇帝对维新党人策划的“围园救后”计划“的确不知情”，而维新党人却声称受光绪指使。光绪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YuanShiKai]宿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

　　针对否定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甚至否定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的新观点，另一些学者立即做出回应，提出不少否定之否定的论据。如，孙永兴《也谈袁世凯[YuanShiKai]功过——与祝曙光教授商榷》、睦传厚《袁世凯[YuanShiKai]功过谭概——与祝曙光先生商榷》等文章。他们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戊戌日记》的内容不能全信，并引用袁世凯[YuanShiKai]给其家兄袁世勋的家信：“弟被迫辞穷，只得以实情相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等原话进行反证。

　　袁世凯[YuanShiKai]在维新运动后期思想存在某种变化的轨迹，因此不应单凭引用个别否定“告密案”的观点，就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与变法运动失败无因果关系。袁世凯[YuanShiKai]确实参与过维新活动，且还向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力陈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是，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袁世凯[YuanShiKai]的思想也在不断动摇。在帝党和后党分别极力拉拢的过程中，他从自身利益出发权衡利弊，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YuanShiKai]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受“二十一[ShiYi]条”：卖国的罪名无法洗清

　　1915年1月，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时，将事先拟好的二十一[ShiYi]条秘密条款面呈袁世凯[YuanShiKai]，并承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YuanShiKai]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凯[YuanShiKai]感到日方胃口太大而无法接受，便以“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搪塞推托。事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先后采取更换外交总长拖延谈判时间、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斡旋、密令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通电抵制等措施，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电，即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所有条款“即行应诺”。

　　以往的著述和历史教科书多认为，日本无故向袁世凯[YuanShiKai]提出横蛮无理的要求，他本来完全可以拒绝接受，但为了在帝制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不惜拿“二十一[ShiYi]条”做交换的条件。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所谓袁世凯[YuanShiKai]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ShiYi]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并且非常同情和理解袁世凯[YuanShiKai]当时的处境，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

　　在袁世凯[YuanShiKai]接受“二十一[ShiYi]条”与帝制的关系上。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为早日实现当皇帝的愿景，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ShiYi]条”。然而，有的论者认为，“日置益既没有在递交‘二十一[ShiYi]条’之前窥破袁氏的帝制野心，也没有在递交‘二十一[ShiYi]条’之时以支持帝制相引诱”，从而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的这种对日让步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YuanShiKai]的帝制野心无关”。还有学者从考据学的视角对袁世凯[YuanShiKai]在“二十一[ShiYi]条”说帖上所做的朱批一一进行分析，然后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对于日本的‘二十一[ShiYi]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他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袁世凯[YuanShiKai]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ShiYi]条’。” 从而袁世凯[YuanShiKai]接受“二十一[ShiYi]条”与称帝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对上述观点，一些学者站在坚持传统观点的立场上引经据典进行了相应的驳斥，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且不论袁世凯[YuanShiKai]是否存在以接受“二十一[ShiYi]条”作为获取日本支持这种动机，也不管其接受“二十一[ShiYi]条”时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袁世凯[YuanShiKai]接受“二十一[ShiYi]条”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却是铁的事实。仅从这一点看，袁世凯[YuanShiKai]就逃脱不了与“二十一[ShiYi]条”的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YuanShiKai]卖国的罪名是任凭怎么洗也洗不掉的，只会越洗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