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绝学是指既体现民族特色、具有重要文化传承意义，又面临着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的学问。绝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给予特殊关注和大力扶持，对于延续传统、弘扬文明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08年开始启动的特殊学科[XueKe]建设工作，其重点之一便是进行绝学学科[XueKe]立项。截至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共有包括梵文、甲骨学、纳西东巴文、因明学等在内的15个绝学学科[XueKe]获得立项扶持。近两年来，通过诸多专家学者锥心泣血的努力，这些绝学学科[XueKe]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此过程中也暴露出绝学研究[XueYanJiu]中的众多问题。有鉴于此，本报从11月29日开始开设“抢救和保护绝学系列报道”专栏，陆续刊发了数篇有关绝学传承的通讯，引发了众多读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今天的学术版选登三位相关绝学学科[XueKe]负责人的文章，希望通过他们的阐述和呼吁，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于绝学研究[XueYanJiu]的高度重视，合力推动人类文明薪火相传。 

不绝如缕的梵学

    如实而言，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梵学”研究与胡适、陈寅恪、汤用彤、许地山等自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的积极尝试与倡导密不可分。不过，就现代学科[XueKe]建制而言，梵学研究[XueYanJiu]学科[XueKe]的成立应以194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立梵巴专业为始。这一年，季羡林自德国留学归来，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与系主任。不久，金克木也从武汉大学调入东语系，与季羡林一起成为新中国梵学学科[XueKe]的创建者。季先生在德国留学十年，其研究风格与路径深受近现代欧美印度学研究[XueYanJiu]的影响，金先生在印度游学六载，接受的是印度传统的梵学教育，他们在教学与科研中各有所长、风格迥异，起到了很好的互补作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季、金二先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XueYanJiu]、经典翻译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我国的梵学研究[XueYanJiu]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1960—1965年的梵文本科班，1978—1998年的几届研究生，即是季、金二先生着力培养的梵学人才，也是当前中国梵学研究[XueYanJiu]的主力军。

    上世纪50年代末，从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成立起，社科院就聚集了数位非常优秀的梵学研究[XueYanJiu]者，如通晓梵、巴、藏、日、英等多种语言，在佛学研究[XueYanJiu]领域[LingYu]成就卓著的吕澄；精通梵、藏、英，于藏传佛教及佛教因明研究颇有成就的王森；译介印度古典戏剧如《龙喜记》、《小泥车》的吴晓铃。1965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梵巴专业的八位毕业生分配至有关研究所，成为社科院梵学研究[XueYanJiu]的生力军。1978年以后，侨居印度30余年，于中、西、印哲学与宗教颇有心得的徐梵澄，毕业于印度蒲纳大学主治印度哲学的巫白慧又相继调入社科院，为社科院的梵学研究[XueYanJiu]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样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梵学研究[XueYanJiu]者分别在古代印度哲学与宗教、古典文学、佛教哲学、佛典文献等学科[XueKe]领域[LingYu]，以及梵文经典的翻译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黃宝生等人历时十余年共同翻译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该书篇帙浩繁，内容广博，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它的面世堪称现代梵文经典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当代梵学研究[XueYanJiu]的一面镜子。

    回顾梵学在中国的传习史，以及半个世纪的梵学研究[XueYanJiu]，准确地说，它其实是一门不绝如缕、相沿未断的学问或学科[XueKe]门类。

梵学研究[XueYanJiu]中的困境

    我国几代学人都在梵学研究[XueYanJiu]领域[LingYu]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完成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但相对于欧、美、日、印等地区或国家的梵学研究[XueYanJiu]而言，我国的梵学研究[XueYanJiu]在文献资料建设、学术梯队培养、研究范围及国际前沿性诸方面，都还有不少缺失及有待提高的空间。

    中华文明古国号称文献之邦，历来注重对各类文献的收集与庋藏，但近代以来，因国力衰微，学术文献的收藏相对滞后，这种状况在梵学研究[XueYanJiu]领域[LingYu]尤为明显。不管是原始的写本或抄本，还是新出的研究著作，都得之匪易，不少学者都经历过辗转搜求急需文献的艰辛，以及求而不得的慨叹与焦虑。因此，大部分梵学研究[XueYanJiu]者也只能像季羨林先生那样，抱着“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的理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推进。

    从学术梯队建设或人才培养方面来看，过去50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在经验方面，值得称许的是，1978年由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南亚研究所，培养与印度学研究[XueYanJiu]相关的研究生，同时创办《南亚研究》。通过这种强强联合的方式，既培养了人才，也推出了新的成果，使中国的梵学研究[XueYanJiu]一度出现非常红火的局面。就其教训方面言之，最显著的一点即是忽略了学术梯队的建设，这在社科院尤为突出。除了哲学所巫白慧、孙晶师生外，其余的宗教所、外文所、亚太所的第一、二、三代梵学研究[XueYanJiu]者，都没有指导过从事梵学研究[XueYanJiu]的学生，由此出现当前社科院梵学研究[XueYanJiu]后继乏人的现象。近年来，黄宝生通过举办梵文学习班与梵典研读班，着力培养本所的青年学者。最近，其工作又得到院科研局及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联合全院的梵学人才，成立了旨在推进梵学研究[XueYanJiu]与人才培养的梵语研究中心。与社科院相比，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梵学研究[XueYanJiu]人才及梯队建设相对合理，不过，就全国范围内来看，梵学研究[XueYanJiu]人才的匮乏，短期内仍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受制于文献资料及人才缺乏，我国梵学研究[XueYanJiu]的广度及深度都有待推进。从另一角度来说，虽然在过去的50年里，几代梵学研究[XueYanJiu]者在语言、宗教、文学、律法、礼仪、历史等人文社科领域[LingYu]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资利用的研究成果，但较之梵学自身的博大精深，较之其他学科[XueKe]领域[LingYu]对梵学研究[XueYanJiu]的期待，仍有不少空白点。比如，在梵语声明学研究[XueYanJiu]领域[LingYu]，虽已有段晴的《波你尼语法入门》，但仍有许多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声明学著作还未被涉及。奠定印度传统文化的四吠陀，也只有很少的篇章被翻译成汉语，其完整意义与价值仍不能为国人所理解、领受。另外，与大乘佛教兴起关系颇为密切的往世书文献，也是中国梵学研究[XueYanJiu]界未曾触及的领域[LingYu]。

作为绝妙之学的梵学

    梵学源远流长，广博深奥，文献宏富，思理精深，既具古典魅力，又有现代价值。不管是着眼于中印两国间过去、现在与未来各个领域[LingYu]、各个层面的友好往来，还是本着吸收外来文化，建设本民族文化的长远目标，这个领域[LingYu]都值得我们的政府与文教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倡导与支持，尤其值得研究者为之奉献更多的精力及智慧。

    如实而言，梵学研究[XueYanJiu]工作是一项艰辛、寂寞、清贫的事业，需要研究者耐心细致、长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凡此种种，都与当前国內稍嫌浮躁、急功近利的整体学术环境不合拍，由此也造成梵学研究[XueYanJiu]领域[LingYu]曲高和寡、后继乏人的窘迫景况。在我们为时不算长的梵学研究[XueYanJiu]学科[XueKe]发展史上，有两件颇令人感慨的事情：其一，1965年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8位梵巴本科班毕业生中，有4位英年早逝。其二，1984年招收的梵文本科班几乎全军覆没，绝大部分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与文教主管部门对梵学研究[XueYanJiu]给予更多地关注与支持，吸引更多青年学者参与其事，乃是促进梵学研究[XueYanJiu]的首要举措。

    对梵学研究[XueYanJiu]者而言，充分认识这门学科[XueKe]的价值与意义，进而激发起对这项工作的虔敬感与自信心，才能真正深入其中，乐而忘疲，成为这门学科[XueKe]的传承者、守护者与发展者。从徐梵澄、季羡林等人到新中国培养的首批梵学研究[XueYanJiu]者如黄宝生、蒋忠新等人，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王邦维、段晴等人，每一代学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把梵学研究[XueYanJiu]当作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潜心向学，超然物外，在不同的领域[LingYu]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新一代的梵学研究[XueYanJiu]者只有继承前代学者的严正学风，不慕浮华，才能在新的领域[LingYu]有所突破。 

    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来临，为梵学研究[XueYanJiu]提供了诸多便利，也带来新的挑战。立足国内梵学研究[XueYanJiu]的实际，为国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梵学研究[XueYanJiu]成果，同时积极开展与国外梵学研究[XueYanJiu]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梵学研究[XueYanJiu]界的学术活动，让中国的梵学研究[XueYanJiu]走向世界，则是推进或提升我国梵学研究[XueYanJiu]整体水平与实力的另一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