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国家大典。国家能否选贤任能，事关国运的兴衰。古今中外都是把官吏的选用制度视为国本。同时，官吏的选用制度也是发展变化的。时代的变化，政治体制的不同，官吏选拔的标准和程序大不一样。人治社会中，官员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权力是对上负责的。法治社会中，官员是公务员，民众是主人，权力来源和责任取向是一致的；选用官员的规则公开，操作透明。总的发展趋势是，社会越进步，政治的透明度越高，官职的开放度越大。

　　在封建体制下，实行的是血缘世袭的封臣制度，贵族集团垄断仕途，是封闭的政治系统。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实行的是家天下的权力授受制，官僚体系下的各级官员实际上都是皇帝的家臣。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实行的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民选制度，官员是职业管理人，权力为人民授予，要为选民负责，责任取向明确，政治透明度高。我们当前是在政治民主化和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干部选拔和任用的制度建设，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战争年代，用对了干部，就等于拉起了一支武装，打下了一片地盘；用错了干部，就会吃败仗，丢地盘。改革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之所以取得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就是因为在中央有了一个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集团，地方有一批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干部。

　　在今天，经济发展已有了相当成绩，而腐败屡禁不止，社会矛盾日渐激烈，干部路线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用对了干部，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抑制腐败，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政治民主化；用错了干部，则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剧腐败的蔓延，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变成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权贵资产阶级。但是，与战争年代相比，改革年代干部标准更丰富。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亟须稳妥推进的情况下，考察使用干部的工作难度就更大了。

　　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干部制度，新旧并存，中西合璧，一向是比较纠结的。在制度设计上，既有人治的成分，也有法治的因素，相比而言，人治大于法治；在干部的责任取向上，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相比而言，对上大于对下；在制度建设上，既要强调国情，又要讲国际接轨，相比而言，国情大于接轨；在干部使用上，既要决策集中，又要程序民主，相比而言，集中大于民主。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文章中讲到的那些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至今依然存在，并且在新形势下，与资本有了新的结合，腐败问题的发生更胜于过去。在这种比较纠结的干部制度下，知易行难往往是一种常态。比如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考核干部不要GDP万能，提拔干部不要让老实人吃亏。但在下面具体操作中，政绩就是讲GDP指标，老实人就是吃亏。这确实有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问题。

　　中国历史上对官员选拔工作高度重视，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章法。从两汉乡举里选的选贤良、举孝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克服了爵位“世袭”、“荫任”、“赀选”等血缘世袭的弊端，提供了士人进入政权的制度渠道。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借鉴中国科举制度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