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皖南事变——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对皖南事变的发生，以往的研究过多强调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GuoMinDang]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GuoMinDang]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事变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事变与国民党[GuoMinDang]一贯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事变与中共拖延北移时间，且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GuoMinDang]意料的北移路线，而国民党[GuoMinDang]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道路等偶然巧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未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也并不存在美苏及国际舆论反对国共大规模内战，以及日本的进攻打乱国民党[GuoMinDang]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的阴谋。

关于[GuanYu]皖南事变的影响，学者认为[RenWei]：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斗争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得了分，国民党[GuoMinDang]其实得不偿失。此后，中共政权与军队独立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力量大增，国民党[GuoMinDang]和共产党在中国[ZhongGuo]已是主客异势了。

关于[GuanYu]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责任问题，涉及对中共中央决策和项英的评价。学界对此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论者认为[RenWei]：把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归于项英是不合适的。党中央在事变前对形势分析也有不当之处，并导致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坚持皖南是党中央的决策，说项英留恋皖南、反对北上是站不住脚的，况且新四军北移情况复杂，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皖南事变中，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这就据史实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9.抗日战争——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应跳出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

近年来，关于[GuanYu]抗日战争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对抗日战争的时间、国共关系、抗战领导[LingDao]者等诸多具体问题，学界出现了新的观点。

有论者提出：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不能以偏概全，应跳出以往那种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就破裂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于国民党[GuoMinDang]主张在原有社会体系上进行渐进式的改良，而中国[ZhongGuo]共产党则主张进行更为彻底的民主革命[GeMing]，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GeMing]。

关于[GuanYu]抗战的领导[LingDao]者问题，有论者提出，从形式上来看，抗日战争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GuoMinDang]、国民政府领导[LingDao]的。实际上，国共两党并没有共同领导[LingDao]，而是各自领导[LingDao]自己的党、区域和军队进行抗战。因此，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LingDao]的。它们分别存在，都独立地发挥着全局性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这两个领导[LingDao]中心的直接体现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抗日阵线。国民党[GuoMinDang]领导[LingDao]的正面抗战削弱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国[ZhongGuo]共产党领导[LingDao]的敌后抗日战场在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还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战略反击力量。这两个战场从战略全局来说是互相配合的，都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忽视任何一个都是不客观的。但这两个领导[LingDao]中心在整个抗战期间的表现并不一样：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GuoMinDang]的领导[LingDao]中心在不断地削弱，而共产党的领导[LingDao]作用却在不断地加强。敌后战场的地位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这是客观事实。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ZhongGuo]战场，两个战场都是中国[ZhongGuo]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

（作者系中国[ZhongGuo]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近代中国[ZhongGuo]与文物》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