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由于蒋介石[JiangJieShi]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顾日寇大兵压境，反而逼迫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ZhangXueLiang]和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出于民族大义，张、杨二将军在多次劝蒋团结抗日[KangRi]均无效下，毅然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JiangJieShi]。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张、杨以极大的信任请来中共代表参与决策。中共党人高瞻远瞩地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由此实现了全民族一致抗日[KangRi]的新局面。

　　建立西北抗日[KangRi]联盟三位一体赤诚合作

　　张学良[ZhangXueLiang]、杨虎城两位将军之所以果断发动西安事变，以促成全民族统一抗战，并非出于一时之勇，而是来自对国难日益深重、民心向往抗日[KangRi]的把握。

　　张学良[ZhangXueLiang]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士之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ZhangXueLiang]曾积极支持蒋介石[JiangJieShi]用武力统一中国，并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以关键性的支援。然而正是这个蒋介石[JiangJieShi]，在日寇大兵压境下，严令他对日不准抵抗，先失去东北三省，后又丢掉热河，还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１９３４年回国后，蒋又命他率东北军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又到陕甘“围剿”红军。两次“剿共”使张学良[ZhangXueLiang]损失了几个师，蒋不仅不体恤，反而顺势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编制。蒋用打内战来消灭异已使他愤恨不已。

　　在“剿共”中，张学良[ZhangXueLiang]对共产党与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在鄂豫皖，他慨叹红军作战勇敢非凡，人民群众又不顾性命支援红军；“围剿”陕甘，东北军被红军一下子消灭了两个半师，被俘虏的就有几千人。然而使他感动的是，他的被俘官兵吃住比红军还好。红军给他们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后，全部释放回来。被俘的６１９团团长高福源还自愿作中共和东北军沟通关系的信使。雄辩的事实说明，中共和红军是真心抗日[KangRi]的；要抗日[KangRi]，必须联合红军。张学良[ZhangXueLiang]随即派高福源再去陕北向中共表示愿意联合红军抗日[KangRi]。

　　杨虎城也有着同张学良[ZhangXueLiang]类似的经历。杨虎城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就对高风亮节的中共党人有所了解。大革命失败后，他拒绝执行蒋介石[JiangJieShi]的“清党”命令，安排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中担任要职。蒋介石[JiangJieShi]发现后，逼他下野去日本“考察”。

　　１９３５年，杨虎城被蒋逼迫先后派出４个旅与陕南红军交战，结果两个旅长被打死，一个旅被全歼。这时，中共党人给杨虎城送来了中共《八一宣言》。一向敬重共产党人的杨虎城，立即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KangRi]”的革命主张。

　　张、杨分别同中共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张学良[ZhangXueLiang]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决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结成抗日[KangRi]联盟。此后不久，张学良[ZhangXueLiang]即赠红军５０万元作抗日[KangRi]经费。５月，杨虎城也是中共代表王世英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KangRi]的四项协议。为促进张学良[ZhangXueLiang]的东北军同杨虎城的１７路军的合作，消除他们之间的某些隔阂，中共还派出干部到张、杨处做工作，达成了张、杨两军之间的团结、交往。

　　１９３６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１７路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KangRi]同盟，西安成为全国抗日[KangRi]救亡的重要阵地。

　　张、杨同中共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西北抗日[KangRi]同盟的建立，使蒋介石[JiangJieShi]大为吃惊与震怒。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JiangJieShi]飞抵西安布置张、杨继续“剿共”，使洋溢着团结抗日[KangRi]气氛的西安又重布阴霾。

　　顽固不化蒋氏执意“剿共”忍无可忍张、杨西安动兵

　　蒋介石[JiangJieShi]本来在国民党五大上作出了对日的强硬姿态，并开始同中共秘密对话，而此次却为何仇视西北抗日[KangRi]同盟并执意坚持“剿共”呢？原因有四：

　　一贯睚眦必报、以人为壑的蒋介石[JiangJieShi]见中共与张、杨结成了抗日[KangRi]统一战线，担心“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加以设法制止，势必演成叛乱”；二是蒋得知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再加上与张、杨的联合，如虎添翼，会改变蒋氏一统格局；三是蒋之所以联共，意在取得苏联支援以牵制日本，但随着英美援助蒋府，使蒋降低了对苏的依赖；四是蒋介石[JiangJieShi]采用发化瓦解及弹压妥协相结合的谋略，使两广军变以有利于他的统治而和平解决，从而消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半独立状态，使蒋如释重负。又露出“剿灭赤患”的本来面目。

　　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JiangJieShi]在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ZhangXueLiang]和杨虎城，胁迫他们攻打红军。张、杨表示应联共抗日[KangRi]，即遭蒋喝斥。蒋还将嫡系部队约３０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进攻陕甘，挑起内战。１０月２７日，蒋在西安向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军、１７路军部分军官训话，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KangRi]，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蒋介石[JiangJieShi]逮捕沈君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的“七君子事件”。

　　蒋介石[JiangJieShi]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剿共”和打击抗日[KangRi]民主力量的恶劣行径，使张、杨两位将军痛心疾首。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JiangJieShi]又飞到西安，再次严令张、杨开赴陕北“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他们不愿去，便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将１７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替赴陕甘“剿共”。１２月７日，张学良[ZhangXueLiang]再次去说服蒋介石[JiangJieShi]放弃“剿共”，团结抗战。回顾东北三省丢失，华北又在日寇虎视之下，张学良[ZhangXueLiang]声泪俱下。然而蒋介石[JiangJieShi]竟拍了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蒋介石[JiangJieShi]心里自有如意算盘，他以为红军三大主力虽已会师，充其量只有三万人，且经过长途跋涉，战斗力镜减。如蒋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蒋不知中共早已深深植根于全国民众之心。中央戏军到达陕北后，又经过２月的东征和５月的西征，开辟了由甘肃东部的曲子、环县、洪德及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约４００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更不知靠拍桌子只能吓退凡夫懦子，而面对的张学良[ZhangXueLiang]、杨虎城是久经沙场、爱国忧民的热血将军，岂能顾一人之好恶而偏废抗日[KangRi]伟业。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张学良[ZhangXueLiang]、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JiangJieShi]，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张学良[ZhangXueLiang]以身换抗战　共产党大义扶危局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全国立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１６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保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幸因西安天降大雪飞行不利，而未遭轰炸。何之用心意在杀蒋后取而代之，他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蒋一旦被杀，亲日派掌权，全国必然陷入战乱，日寇乘机大举侵华，民族灭顶之灾倾刻而至。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JiangJieShi]积极活动。但由于何的控制，他们不能立即起点往西安而枉自嗟叹。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未通知中共。捉蒋几小时后，张才向中共中央正式致电通报，并恳请中共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当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ZhangXueLiang]：建议由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JiangJieShi]，并全力作好部队的团结工作；拟派周恩来到西安，派红军立即南下向你们靠拢，以防各种事变。经辗转奔波，周恩来于１７日赶到西安即与在公馆等候的张学良[ZhangXueLiang]开始商谈。张学良[ZhangXueLiang]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后表示，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KangRi]，就送他回南京，还拥他作领袖。周恩来非常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将军，他为民族大义敢于挺身而出；没有个人野心，促蒋和放蒋都是出于抗日[KangRi]大局。周恩来赞扬了张、杨果敢的爱国行动，同意张学良[ZhangXueLiang]对蒋的方针，并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要说服蒋介石[JiangJieShi]团结抗日[KangRi]，避免引发大规模内战，并预见蒋有被迫抗日[KangRi]的可能性。周于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集抗日[KangRi]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次日又明确主张“放蒋”，与蒋谈判，促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KangRi]。

　　周恩来到西安不足２０个小时，就已同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张、杨对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KangRi]非常佩服。当宋子文冲破何应钦的阻拦，于２０日上午到达西安时，曾为周恩来先期到达西安而大惊失色说：“周恩来一来，事情（指放蒋）就难办了”。他得知正是由于中共的及时参与，才奠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础，也甚为赞叹。面见蒋介石[JiangJieShi]，宋即回南京到处宣传蒋在西安非常安全，并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JiangJieShi]？”

　　１２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张学良[ZhangXueLiang]、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参加的宋美龄经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KangRi]等六项协议。２４日晚，蒋介石[JiangJieShi]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西安事变终于以蒋介石[JiangJieShi]被迫接受抗日[KangRi]主张而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国民党亲日派妄图扩大内战的阴谋遂告破产。

　　令人感叹的是，张学良[ZhangXueLiang]见蒋介石[JiangJieShi]全部接受谈判条件后，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便悄然于２５日下午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JiangJieShi]及宋氏兄妹到机场上了飞机，自己也驾机护送蒋回南京。张学良[ZhangXueLiang]这一去便没能再回来。应该说张学良[ZhangXueLiang]对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早已料定，他把东北军的善后托付给杨虎城和幕僚于学忠，独自前往南京承受蒋的报复，为的是维护蒋介石[JiangJieShi]的“形象”，敦促蒋介石[JiangJieShi]履行抗日[KangRi]的承诺，正如张学良[ZhangXueLiang]将军被软禁在溪口时写给杨虎城的信所述：“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而在若干年后遭到蒋介石[JiangJieShi]杀害的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面对随时会遭不幸时也坦然地说：只要蒋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蒋介石[JiangJieShi]对张学良[ZhangXueLiang]进行了报复，对杨虎城等“撤职留任”，最终破坏了西安“ 三位一体”的抗日[KangRi]同盟局面，但他迫于形势毕竟没有背弃“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KangRi]”的诺言，使国共再次合作成为现实，而中国也由此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KangRi]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