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斯大林对中共[ZhongGong]“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斯大林对中共[ZhongGong]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ZhongGong]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SuLian]对中共[ZhongGong]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于中共[ZhongGong]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SuLian]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SuLian]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MaoZeDong]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ZhongGong]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SuLian]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ZhongGong]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MeiGuo]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MeiGuo]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SuLian]，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MeiGuo]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SuLian]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SuLian]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SuLian]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ZhongGong]。中共[ZhongGong]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ZhongGong]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SuLian]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MeiGuo]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SuLian]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SuLian]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ZhongGong]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SuLian]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SuLian]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SuLian]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SuLian]“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ZhongGong]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ZhongGong]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MaoZeDong]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ZhongGong]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MaoZeDong]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MeiGuo]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MeiGuo]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SuLian]。此时中共[ZhongGong]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MaoZeDong]在1947年12月中共[ZhongGong]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SuLian]的援助，中共[ZhongGong]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ZhongGong]一边，就可以对美国[MeiGuo]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ZhongGong]已基本不需要苏联[SuLian]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SuLian]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ZhongGong]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MaoZeDong]当然通晓“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SuLian]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这一点，从此后中共[ZhongGong]要求苏联[SuLian]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然而，莫斯科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ZhongGong]及其武装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MeiGuo]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A. Zhdanov）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J. Tito）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SuLian]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MeiGuo]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ZhongGong]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

中共[ZhongGong]的目标却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MaoZeDong]就越感到需要苏联[SuLian]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SuLian]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ZhongGong]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毛泽东[MaoZeDong]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MaoZeDong]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SuLian]保持完全一致”。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MaoZeDong]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没料想，毛泽东[MaoZeDong]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8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国民党要求美、英、法和苏四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MaoZeDong]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至于和谈，中共[ZhongGong]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ZhongGong]中央的联络员，斯大林对中共[ZhongGong]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莫斯科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MaoZeDong]：国民政府希望苏联[SuLian]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ZhongGong]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ZhongGong]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ZhongGong]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让中共[ZhongGong]表明态度：只接受苏联[SuLian]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MaoZeDong]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万没想到苏联[SuLian]会如此盘算。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的毛泽东[MaoZeDong]于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联[SuLian]政府的建议，并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污蔑中共[ZhongGong]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SuLian]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MaoZeDong]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ZhongGong]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MaoZeDong]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ZhongGong]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ZhongGong]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MaoZeDong]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MaoZeDong]、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ZhongGong]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ZhongGong]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米高扬走后，毛泽东[MaoZeDong]更加明确了中共[ZhongGong]必须向苏联[SuLian]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SuLian]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ZhongGong]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政权，中共[ZhongGong]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SuLian]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共[ZhongGong]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ZhongGong]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SuLian]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何时到来。为此，毛泽东[MaoZeDong]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SuLian]。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ZhongGong]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ZhongGong]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ZhongGong]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SuLian]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SuLian]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ZhongGong]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ZhongGong]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ZhongGong]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ZhongGong]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MaoZeDong]。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ZhongGong]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MaoZeDong]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MaoZeDong]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MeiGuo]大使司徒雷登（J. Stuart），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了向苏联[SuLian]“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毛泽东[MaoZeDong]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四、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SuLian]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在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就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MaoZeDong]虽然在政治上尽量表现出对斯大林的顺从和依赖，但是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却不敢掉以轻心。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政府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SuLian]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毛泽东[MaoZeDong]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题，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尽管如此，毛泽东[MaoZeDong]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MaoZeDong]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做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MaoZeDong]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SuLian]便组织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MaoZeDong]毫不犹豫地给予全盘否定，并很快提交了中方重新起草的完全对立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SuLian]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做出让步，固然与毛泽东[MaoZeDong]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MeiGuo]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MeiGuo]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ZhongGong]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MeiGuo]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MaoZeDong]访苏后，美国[MeiGuo]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辩论对华政策。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MeiGuo]预想的要久。因此，应该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国务院认为，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如果此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MeiGuo]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SuLian]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MeiGuo]。台湾对于美国[MeiGuo]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而中国不受苏联[SuLian]支配才是美国[MeiGuo]“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MeiGuo]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SuLian]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MeiGuo]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中苏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规定，“美国[MeiGuo]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ZhongGong]和苏联[SuLian]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MeiGuo]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宣布了美国[MeiGuo]刚刚确定的对华新政策。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MaoZeDong]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ZhongGong]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SuLian]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SuLian]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MeiGuo]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MeiGuo]对中共[ZhongGong]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SuLian]，如果美国[MeiGuo]对中共[ZhongGong]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MeiGuo]人破坏苏联[SuLian]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SuLian]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SuLian]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SuLian]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

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重要的措施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SuLian]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于是，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他苦苦追求已久的军事计划。此前，斯大林完全同意毛泽东[MaoZeDong]的主张，即首先解决中共[ZhongGong]攻占台湾的问题，以后再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还答应帮助中共[ZhongGong]建立海军和空军，并提供飞机和军舰。现在不同了，斯大林背着毛泽东[MaoZeDong]在4月10-25日与金日成举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直到5月中旬才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MaoZeDong]。

斯大林1月30日突然做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无疑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ZhongGong]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美国[MeiGuo]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原则，构成了美国[MeiGuo]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苏联[SuLian]对外军事援助的方向。此前，为了阻止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直限制对平壤的武器供应。现在，苏联[SuLian]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本来答应援助中共[ZhongGong]的飞机、军舰却迟迟不能到货，尽管周恩来不断发电催促，甚至讲明中共[ZhongGong]进攻舟山、金门和台湾的时间表，莫斯科仍无动于衷。可以认为，中共[ZhongGong]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MaoZeDong]的报复，也显示出莫斯科对中苏同盟条约的漠视。

毛泽东[MaoZeDong]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ZhongGong]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毛泽东[MaoZeDong]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月14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SuLian]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MaoZeDong]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9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MeiGuo]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SuLian]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SuLian]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这是毛泽东[MaoZeDong]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MaoZeDong]力排众议，一再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就是这个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MaoZeDong]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MaoZeDong]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MeiGuo]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MeiGuo]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SuLian]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MaoZeDong]在危急时刻做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MeiGuo]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ZhongGong]和毛泽东[MaoZeDong]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SuLian]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沈志华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